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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讲姜维，可以说，在北伐这个问题上，他和蜀汉公卿存在极大的矛盾，再加上他是雍州降将，更让他形单影孤（蜀汉政坛大部分是荆州人和益州人）。倘若姜维真是郭修的后台，那倒很容易理解了。毋庸置疑，姜维渴望扶植自己的政治势力。
在魏帝曹芳追悼郭修的诏书中这样写道：“郭修在大庭广众之下手刃费祎，勇气过于聂政，功劳超过傅介子，可谓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特追谥郭修为威侯，以让忠义之士名垂青史。”
南朝著名史学家裴松之对诏书中的说法予以质疑：“郭修在魏国仅是一介平民，不食君禄，也无尽忠之责，若想展示气节，可以选择殉国不降。他既然投降了又去刺杀同僚，这种行为既无道义可言，又谈不上给魏国立功，说到底只是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罢了。”
裴松之没有深究下去，他将郭修简单地归为一个不通情理的狂士，可如果郭修仅仅是一介狂士，何以被姜维如此看重？又官拜左将军高位？这实在是充满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根据种种推断，郭修越来越像一名受姜维知遇之恩，便以性命相报的死士。
巧合的是，在整个三国时代，以豢养死士被载于史册者寥寥无几，姜维正是其中之一。《傅子》中写道：“姜维好立功名，阴养死士。”前文提过，有同样特殊嗜好的司马师凭借三千死士发动高平陵政变，除掉政敌曹爽，姜维的死士又用来做什么呢？史书中没有写。
那么，郭修若真是姜维门下死士，他和姜维之间又有怎样的内幕？究竟达成何种交易以至于不惜亲赴黄泉助姜维除掉政敌？人死无对证，这些也只能永远埋于地下了。
费祎生前曾反复跟姜维这样说：“我们远不如诸葛丞相，丞相尚不能平定中原，更何况是我们呢？不如保境安民，稳定社稷，等待有能力的贤才出现扭转乾坤吧。你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和魏国决战，倘若失败，肯定追悔莫及！”
现在，姜维再无须忍受费祎的喋喋不休了。他终于挣脱了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
最后，我们以史书中的两句原话作为这段故事的结尾。
《三国志·姜维传》中载：“十六年春，祎（费祎）卒。夏，维（姜维）率数万人出石营。”
《三国志·后主传》中载：“正月，大将军费祎为魏降人郭修所杀于汉寿。夏四月，卫将军姜维复率众围南安。”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这两篇文章中均将费祎之死和姜维出兵串联在一起，是不是暗有所指就不得而知了。总而言之，一场突如其来的暗杀让姜维独揽蜀汉大权，也结束了蜀汉近二十年的休养生息，从此，北伐曹魏的时代再次到来。
违众北伐
公元253年3月，费祎死后没过多久，卫将军姜维见到了诸葛恪派来的使者李衡。
“如今魏国政归司马氏，群臣彼此猜忌，东关战败后又民怨鼎沸。倘若趁这机会，吴国从东攻入，蜀汉从西攻入，必能大获全胜！”
李衡这番话可谓言之不尽，魏国政归司马氏，吴国难道不是政归诸葛恪？蜀国难道不是政归姜维？更何况，魏、蜀、吴这三个国家中，蜀国臣民由于历史原因，对主动挑起北伐战争是最反感的。在诸葛亮死后这些年，即使是原先那些荆州籍臣子也大多被巴蜀本地人的价值观同化。蜀国本是小国，凭借地势自守尚可，但要讨伐强大的魏国无异于蚂蚁撼大象。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干那些劳民伤财的事？
不过，在以荆州派和益州派为主的蜀国臣子中，出身雍凉的姜维却是个异类，他对北伐如此执着，与其说是继承诸葛亮遗志，不如说是契合自己好大喜功的性格。另外，诸葛亮的志向是收复中原，是故，他历次北伐的战场都集中在雍州中部，而姜维的北伐，则集中在雍州西部，这除了姜维吸取诸葛亮的教训，认为雍州中部难以攻克外，也不排除他祖籍雍州天水郡（位于雍州西部）这个因素。或许，在姜维心里，想的是率军平定他的老家，借以光宗耀祖吧？不管怎么说，史实上，诸葛亮死时从未授命姜维继承其未竟之业，反而提拔蒋琬和费祎这两位鸽派臣子执掌大权，而对另一位好战分子魏延则选择了放任自流。可以看出，即便是性格纠结的诸葛亮，在临终前也试图将蜀国扭转回正途。
但李衡的话正合姜维的意，他给姜维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出兵理由。
“说得好！你回去禀告诸葛太傅，我一定和他同举大军北伐曹魏。”
李衡不辱使命，顺利返回吴国，而这个时候，诸葛恪正独自应付着来自同僚反战的压力。
吴国公卿纷纷上奏：“先帝刚刚驾崩，社稷不稳，吴国远弱于魏国，不能接连劳师动众。”
诸葛恪反驳：“当初刘表手握荆州十万大军，却不敢跟曹操争锋，以至坐以待毙。司马懿已死，司马师根基尚浅，这是千载难逢的时机！”
“司马家族控制魏国政权已历经两代，司马师智略非凡，怎能说根基尚浅？太傅轻敌才是用兵大忌！”
“再说什么都没用，这事我已经决定了！”诸葛恪拂袖而去，并写了一篇文章申明决心。
“俗话说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自古帝王无不为统一天下殚精竭虑。若再等十年，魏国的强大远胜于今，那时候纵使伊尹、管仲再世也无能为力了。昔日，叔父（诸葛亮）屡兴北伐，我夙夜忧叹，唯希望能秉承忠臣遗志。”诸葛恪仰慕诸葛亮举倾国之兵北伐的壮烈，可也仅限于此，至于说什么忠臣志向，这在他身上倒没什么体现。
诸葛恪将文章发给同僚传阅，作为战前动员书。没几天，他接到丹杨太守聂友寄来的信。
诸葛恪和聂友交情深厚。他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并非出于对老友的思念，而是希望能得到老友的理解和支持。
聂友的信这样写道：“先帝（孙权）很早就想从东关攻入魏境，无奈从未如愿过。之前东关大捷实有诸多原因——敌攻我守、将士舍生忘死，或许还要仰赖上苍庇佑。但这些优势很难再现，希望您能息兵养民，等魏国出现动荡再伺机而动。”
诸葛恪逐字逐句地读着，神情从最初的渴盼变成失落与愤怒。他给聂友回信：“没想到连你都看不透天意，回去再好好读我的文章吧！”此后，吴国群臣再无人敢劝阻。
东关之战仅仅过去两个月，公元253年4月，诸葛恪在举国上下一片反对声中兴师二十万伐魏。
临行前，诸葛恪强行征调镇守南荆州乐乡的朱绩跟自己出征，然后把乐乡划入弟弟诸葛融的辖区。早年间，就是王昶围攻江陵那场战役中（公元251年初，王淩案发前夕），朱绩邀请诸葛融（诸葛恪的弟弟）联手抗击王昶，却被诸葛融临时放了鸽子，导致惨败。这些年，朱绩和诸葛融关系极度紧张。诸葛恪怕朱绩在后方搞事，遂把朱绩调到了自己军中。
5月，吴军越过巢湖向北侵入魏国境内。可是，将士们完全不像上次东关之战时那样斗志昂扬，无不是垂头丧气，到处弥漫着厌战情绪。
诸葛恪本打算扫荡淮南一带，但当地百姓早就携家带口逃到北方。而魏国扬州都督毌丘俭见吴军声势浩大果断采取守势，将兵力收缩在寿春城中拒不出战。诸葛恪扑了个空。
部将建议诸葛恪围攻合肥，引诱魏军前来救援，到时候再跟魏军决一死战。史书中没有记载这策略究竟是谁提出来的，但颇为巧合的是，在东关之战前，诸葛诞也曾向司马师提过类似的建议：“我们以精兵围攻巢湖大堤旁边的东城和西城，等到吴国援军到达，再集中兵力围剿吴国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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