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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日，司马昭谈论为官之道时说：“善于为官者当具备清、勤、慎三点。”接着，他问身旁的公卿，“你们说说，当今朝中谁是最谨慎的人？”

公卿七嘴八舌地提到很多人，司马昭频频摇头：“你们说得都不对，要我看，最谨慎的人非阮籍莫属。”阮籍何以被司马昭称为“最谨慎”？原来，当他和司马昭谈话时，言辞总是飘忽不定，玄而又玄，似有说，又似没说，更不会触及旁人的利害关系，这样，他也就没有任何把柄被人抓到。

钟会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曾多次找阮籍谈话，阮籍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一言不发。当时，钟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揪出那些亲曹氏、反司马氏的同僚，阮籍这种状态最终让钟会一无所获。

可是，纵然阮籍在官场上如此谨慎，但也免不了遭到维护礼教者的攻击。有这样几桩逸事。

阮籍的嫂子回家省亲，临走前，阮籍亲自相送。这种行为在当时违背礼法，有人出言讥讽。阮籍听罢不屑一顾地说道：“礼教，岂是给我设立的？”言外之意，他自谓超脱于世俗礼法之外。

还有一次，一个才色绝佳的美女不幸身故，阮籍和这家人素不相识，却径自跑去吊唁。

阮籍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探究其本心，大概是想以坦荡的胸怀来冲破礼法的束缚吧。他这种行事风格，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阮籍正和一个朋友下棋。

“阮君，令堂过世了……”

阮籍听到这个噩耗登时呆住了。继而，他低头沉吟：“下完这局！”接着又猛地举起酒樽一饮而尽。苦酒下肚，只听哇的一声，鲜血从口中喷出。

次日，阮籍斜靠在母亲的灵堂旁，一边吃肉，一边狂饮。前来吊唁的客人见到这情景，纷纷指责他不孝。

何曾对司马昭说：“您以孝道治理天下，阮籍在服丧期间竟公然饮酒吃肉，如此大逆不道之人，应该流放海外以正风教。”

在史书中，阮籍有至孝的名声，可他竟被何曾指责不孝，这岂非矛盾？

讲到这里，就要说说中国人尊奉孝道的历史渊源。

孔子认为孝是仁德的根本，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不过，孔子门下素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宰予（“孔门十哲”之一）则公然提出质疑，认为三年丧期过长。到了西汉初年，由儒家学者编撰整理的《礼记》一书中，又对服丧期间的行为做出一系列严格限制，例如禁止婚嫁、娱乐、性生活、饮酒、吃肉等。

现代人几乎都对儒家思想中的诸多禁锢不屑一顾。不过别忘了，在孔子的年代，战乱已经持续了二百年。孔子认为，战争四起是因为人们欲望膨胀、缺乏束缚，所以他提出用礼教来约束人们的欲望和行为。再说儒家思想中的孝，这也是一个复杂又庞大的概念，其本质是教导人们拥有感恩之心，在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评判。不过，当孝行和礼法结合在一起后，也就免不了流于形式化，继而引发某些社会问题了。

有一则以孝行沽名钓誉的典型案例。东汉末年，山东著名孝子赵宣在父母死后住进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陈蕃（“党锢之祸”中被宦官谋害的窦武盟友）慕名前来拜访，竟查出他在服丧期间共生了五个子女。赵宣由此成为天下笑柄。

回到阮籍母亲的葬礼上。前来吊唁的人纷纷指责阮籍违背孝道，而阮籍依然故我。突然，他仰天一声惨叫：“穷矣！”随即口吐鲜血。“穷矣”的意思指走投无路，一切都完了。母亲去世，令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之后，阮籍愈发枯瘦憔悴。

何曾对阮籍的指责并没有得到司马昭的认同，他摇头道：“你难道看不出阮籍因为丧母把身体毁成什么样子了吗？”

阮籍的行为，被称为“死孝”，意指通过毁形灭性来抒发对亲人离世的哀伤。何曾指责阮籍不孝，准确地说应该是指责阮籍不合礼法。可阮籍对母亲的感情，又岂是礼法所能衡量的呢？

很多年后，司马昭过世的时候，他的次子司马攸更以绝食的方式致哀。经嵇喜（嵇康的哥哥）苦苦相劝才让司马攸进食。司马攸感激道：“嵇喜成全了我的孝行，又保住了我的性命。”嵇喜精通为官之道，不过也因此受到阮籍这些淡泊名利者的蔑视，甚至嵇喜登门吊唁阮籍亡母时，都遭到了阮籍的白眼。

另外，“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荀彧之子荀等名臣，在服丧期间也都做出过自毁身体的“死孝”行为。当时，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在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他们对亲人离世悲痛欲绝，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或许，除了感情因素、礼法约束以及政治利益的驱动之外，还可以从宗教上寻求解释。

时至今日，佛教已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教，但事实上，儒家思想，才是真正渗透进中国人骨髓的宗教。

儒教（我们姑且把儒家思想定义为宗教的一种）和其他宗教有个最显著的区别，即儒教是一套完全基于现世的教法，没有对死后世界的描述。而其他宗教，例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均对死后世界（或称为轮回转世）做出了详细解释。

假如和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探讨生死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死亡并非生命之旅的终点，仅是告一段落，死后，很快又会迎来新的开始，而今生的旅伴也只是暂时分别，在未来的生命中，昔日的旅伴很可能会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自己身边。这种认识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或多或少会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得更坦然一些。

可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人大多相信生命只有一次，这让中国人对死亡怀有更深的恐惧，以至于到达无法接受的程度，这也是古往今来中国人面对亲人离世时情绪极度夸张的缘由。

这么多年，阮籍就在痛苦和沉醉中度过了。他的心境处于极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在政界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他又屡次挑战司马氏政权的礼教权威。他惧怕在政治上遭到迫害，却相当不爱惜身体（这和嵇康热衷于养生形成鲜明的反差），仿佛迫切期待着生命的结束。最后，阮籍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公元263年12月，也就是邓艾和钟会扫平益州北部的时候，魏帝曹奂第四次下诏请求司马昭担任相国并晋爵晋公。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所有人都明白，但司马昭还是不能爽快地接受，他得把戏做足。于是，司徒郑冲打算率群臣上《劝进表》恳请司马昭接受册封。不过，郑冲不想亲自写这封表奏，这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早在魏文帝曹丕还是世子时，他就因卓越的文学造诣当选为曹丕幕僚了，正始年间，他还与何晏、荀、曹羲合著过《论语集解》。郑冲想找别人来写《劝进表》，是考虑到奏表意义重大，肩负全天下人的意愿，而像他这样一个司马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自然很难体现民意。由此，《劝进表》该让什么人来写就显得尤其重要。撰写者必须名重天下，才华卓著，最好还要和司马昭关系不那么亲密。郑冲经过反复思索后，敲定了人选。

如果世人看到由阮籍亲自撰写的《劝进表》，那无疑会令司马昭的民意支持率大幅提升。

阮籍接到这一任务后继续靠醉酒躲事，甚至一度藏到朋友袁准家里。但事关重大，郑冲不会善罢甘休，他接连派出公差催促。就在最终期限到来的头天深夜，公差追到袁准家，把醉醺醺的阮籍拽下床，命他当场写完。阮籍自知躲不过去，遂挥毫落纸，片刻后，文章写毕。

翌日，郑冲和公卿读罢阮籍的文章，大为叹服：“笔锋清壮，真是神来之笔！”随后，司马昭便在《劝进表》的诵读声中，官拜相国，晋爵晋公了。

阮籍写的这篇《劝进表》，被后世命名为“为郑冲劝晋王笺”。但实际上，这个标题谬误至极，甚至流传两千年之久。因为这篇上表乃是劝司马昭接受晋公的册封，而非晋王（此事五个月后司马昭才被册封为晋王）。所以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为郑冲劝晋公笺”才对。

在《劝进表》的最后，阮籍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明公（司马昭）的盛德超越齐桓公和晋文公，日后您临沧州祭拜支伯、登箕山祭拜许由，这将是天下盛况啊！”在上古时代，尧曾先后打算把帝位禅让给支伯、许由这两位圣贤，可是，二人拒不接受，最后，尧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