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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往东的幽州、冀州（今北京到河北石家庄一带），是官拜司空、幽州刺史、冀州刺史、东夷河北都督的王浚（“文籍先生”王沈的儿子，太原王氏成员）。王浚一方面与南边的匈奴人开战，另一方面与北边的鲜卑族段氏结盟，并数度向鲜卑段氏借兵参与中原争斗。此前，司马颖逃离邺城后，王浚攻破邺城，屠杀八千平民。后来在东西大乱战中，王浚派兵支援司马越攻破长安，又屠杀二万平民。这些暴行，皆出自鲜卑人之手。
虽然王浚与刘琨这两个晋室藩镇大员毗邻而居，但他们二人处得并不融洽。原来，刘琨为了抵御匈奴人，曾向北方鲜卑族拓跋氏求助。拓跋氏首领拓跋猗卢派兵二万援助刘琨，事后，刘琨与拓跋猗卢结拜为兄弟。要知道，在这个一切看利益的乱世，光结拜根本一钱不值，再怎么说也得给拓跋猗卢些好处，无奈刘琨自己一穷二白（连他的并州都只有一半领土在自己手里），实在没什么好送的。于是，他上奏朝廷将附近的代郡（河北省蔚县）送给了拓跋猗卢。刘琨抖了个机灵，因为代郡属于幽州，实为幽州刺史王浚的领土。王浚得知后火冒三丈，从此与刘琨结下了不共戴天的仇恨。
幽州、冀州往东的青州（今山东半岛一带），是官拜征东大将军、青州刺史、青州都督的苟晞。苟晞与朝廷首辅司马越从结拜兄弟变成了仇敌，后面还会讲到他的故事，这里就不多说了。
而在并州、冀州往南，囊括黄河流域的整个中原，基本上全部被匈奴汉赵帝国摧残得一塌糊涂。
就在这一片匈奴势力范围内，京都洛阳，犹如沧海中的一叶孤舟，在狂风暴雨中摇曳，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
纵然司马越再怎么目无君上、擅权自重，但他身为朝廷首辅，还是希望挽救晋室江山。目前，他能想到唯一有实力帮忙的，也就只有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江东势力了。
永嘉四年（310）初，司马越命驻守在江东的建武将军钱璯和扬州刺史王敦率军勤王。可是，钱璯看到匈奴人强大，根本不想去送死。在朝廷连番诏书催促之下，钱璯索性举起反旗，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又把吴国末代皇帝孙皓的儿子孙充拥立为吴王。王敦本有意勤王，但眼见钱璯谋反，遂又逃回建邺，回归司马睿的庇护之下。
钱璯在扬州都督司马睿眼皮子底下谋反，司马睿自然不能坐视不理，他派出部将宋典（当初帮司马睿逃出邺城的故吏）等人讨伐钱璯。可是，宋典迫于钱璯兵力强大，踌躇不敢出击。
这给了江东名士周玘第三次露脸的机会。周玘凭借自己的声望征募乡里义勇兵，身先士卒进攻钱璯。宋典看周玘出动，这才敢进攻。随后，众人联手剿灭了钱璯。这件事，即是周玘“三定江南”中的第三定。周玘在江东拥有非凡的影响力，而且其家族势力相当强大，不过，这最终却把他引向了一个悲惨的结局，在后面还会讲到。
回过头来说，司马越本想倚仗江东，没想到却引发了江东一场叛乱，他彻底无奈了。
风满楼
永嘉四年，公元310年8月，汉赵王朝的创建者——深受汉族文化熏陶的匈奴皇帝刘渊病亡，其长子刘和继位。没过几天，一直在外南征北战、手握汉赵最强兵力的刘聪（刘渊第四子）发动政变，杀了刘和，取而代之成为汉赵皇帝。
与此同时，荆州北部的流民首领王如聚集五万流民与荆州都督山简开战。山简是西晋名臣山涛的儿子，打小被山涛看不上眼，他上任荆州都督后整天干的事就是去“习家池”（在讲羊祜游岘山时提到过）饮酒作乐，也是个不务正业的主。山简被王如打得惨败，随后南撤到江夏。
原本与洛阳紧邻的荆州北部宣告沦陷，如此一来，洛阳北、东、南三面完全被敌方势力包围。
永嘉四年（310）冬天，刘聪派儿子刘粲、同族兄弟刘曜、将领王弥率军四万扫荡京畿地区，石勒率军二万攻破洛阳以东七十公里处的重要关隘——汜水关。
一时间，洛阳城内人心惶惶，不少人提出迁都以躲避敌军。
太尉王衍见状，公然在洛阳闹事，出售自家牛车，以示不迁都的决心。王衍展现了所谓的“气节”，虽然从他一生所作所为来看，根本是与“气节”这个词沾不上边。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这番表演确实稳定了洛阳的人心，同时，他也把无数人推向了死路。
迁不迁都尚可再议，但眼下的局势又该如何应对呢？
东海王司马越上奏：“为今之计，只有向全国各地的藩镇重臣发出诏书，请他们派兵勤王。”
“请藩镇来勤王吗？……”皇帝司马炽叹了口气，可怜兮兮地又补了一句道，“你就跟那些藩镇说，他们今天发兵或许还有救，晚一天就彻底没指望了。”
勤王诏书发到了各个藩镇重臣手中。
荆州都督山简和荆州刺史王澄打算救援洛阳，但这两个只会饮酒作乐的草包在北上的路上均被流民首领王如击败。王如这支流民军后来向石勒投诚。
并州刺史刘琨与洛阳之间完全被匈奴人隔断，他最多只能牵制匈奴人后方，所起到的作用无异于隔靴搔痒。幽、冀二州刺史王浚，青州都督苟晞，扬州都督司马睿更是远水难救近火，实际上，他们基本上对勤王充耳不闻。甚至连司马越的四弟，手握雍、秦、梁、益四州兵权的司马模也没有任何动作。
最后，还是距离洛阳最远的凉州刺史张轨派了五千义兵增援京师。除了他，再无其他藩镇勤王。
眼见固守洛阳就是死路一条，司马越决定主动出击。
永嘉四年（310）底，司马越上奏：“社稷摇摇欲坠，那些藩镇怕是指望不上了。臣决定率军出征，然后集合兖州和豫州的驻军救援京师。”
司马炽虽然恨司马越，但听到司马越要舍自己而去，却怕了，他哀求道：“您是朝廷支柱，怎能离开京城？”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拼死一搏。臣如能获胜，国运还有望再兴。如一味固守京城，敌人越来越强大，以后就再无力扭转乾坤了。”
司马炽挽留不住，只好同意让司马越出征。可几天后，他一看到司马越出征的架势，立刻傻眼了。
原来，司马越不仅带走了洛阳几乎全部兵力——总计四万大军，更是连同大部分公卿朝臣，包括太尉王衍在内，全都带走了。更甚者，司马越在军中组建行台（随军尚书台），俨然成了独立于洛阳的真正朝廷。而留在洛阳的守卫已经寥寥无几。
很多人分析说，司马越此举是舍弃洛阳自己跑路。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好歹司马越把他的老婆裴妃和世子司马毗留在了洛阳，可见他绝不是想舍弃都城。
东海王司马越此番出征是九死一生。平心而论，司马越较之“八王之乱”中其他几位藩王要强得多，虽然他和司马炽有那么多的矛盾，虽然他完全算不上一位忠臣。
如果真能挽救国家，完事后我必废了司马炽！或许在司马越心里是这么想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毕竟是怀着满腔热血，倾尽所能，希望挽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若非如此，当初他就该顺着羊献容的意思拥立年幼的司马覃登基。或许，他对于当初那个决定，把肠子都悔青了。
司马越离开洛阳后，任命右卫将军何伦监视皇帝，又任命潘滔为河南尹，主持洛阳政务。不用多说，这两个人都是司马越的亲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