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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法肯豪森为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这一系列频繁活动，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极大不安，他们深恐中国抗日实力因此而加强，因此通过外交途径，坚决向欲与日本结盟的德国政府施加压力，要德国人不要支持南京政府的对日备战活动。当时希特勒上台不久，羽毛未丰，主观上虽然想与日方呼应，但由于在华顾问团属于德国国防军控制，尚未被纳粹集团完全掌握，所以对日方的要求暂时心有余而力不足，未能予以满足。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像法肯豪森这样的德国顾问为何要作出此等表现？

  表面看，这是抗日战争爆前大国博弈在中国的土地上日趋激烈、日德两国对华政策生利益冲突的表现，实际情况却还要更复杂一些。法肯豪森实际上并不代表德国政府，甚至在德国国防军内，他也属于另外一个团体。这个团体中的德军总参谋长贝克、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人，都具有反希特勒的倾向。该团体认为德国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应该是通过加强中国的防御能力来阻止日本入侵，从而最终迫使日本在远东转向与苏联抗衡。他们认为中国资源丰富，难以被征服，因此德国最好能够长期与中国成为可依赖的反苏盟友。同时他们也担心，一旦德国参与和介入中国事务的能力减弱，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就会马上改善，变得更加密切，于德国不利。而目前日本对中国所施加的所有压力，都在压迫中国倒向苏联，这是德国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

  所以法肯豪森的肺腑之言中，也掺杂了众多的大国利害。对什么是德国的利益，他的理解与德国国内执政的纳粹集团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所以1937年11月当他接到柏林方面的电报，要他运用对蒋介石的影响力，说服蒋放弃武力抗日的计划，与日本作“符合德国利益”的妥协，法肯豪森却没有照办。虽然他不得不奉命参加了德国政府的“陶德曼调停”，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本的“和平条件”，但作为个人，在应付完德国政府交办的工作后，法肯豪森仍然像以往一样迅调换姿态，参与到策划怎样组织对日有效的军事抵抗中去了。他毫不隐晦地说：“如在当全中国人民对日充满愤恨之际，余所提之谈和建议，将被彼视为背叛友人之不忠行为。”

  他还有进一步的设想。

  1937年12月5日，法肯豪森在其备忘录《简论形势》中写道：“大体上可以说，我们完全可以成功地、长时间地加以抵抗。目前，到处都出现了可以给敌人以重创的机会。但这要有一个前提，即所有军官、士兵以及全国人民都必须奋起，全力抵抗……”他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当时德国国防部长布隆贝格说明，日本军队的军事效率并不高，他不相信日本会取得最终胜利。法肯豪森当时之所以提出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其用意也很明显，就是企图防止或拖延德国作出与日本结盟、召回在华德国顾问的最后决定。他认定他的做法，最符合德意志民族的利益。

  这是毫无疑问的：法肯豪森的思维中，要的考虑也不会是中华民族的利益。

  问题是他的这些想法除了国防部长布隆贝格等少数人，在德国国内找不到几个呼应者。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1937年8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并不认为（中国）局势严重。中国在军事上不充足，日本打败它，这非常好，因为这可以使日本更灵活地对付莫斯科。（我们）不会再进一步支持中国了。”

  1938年4月28日，德国元帅戈林禁止向中国运送战争物资，5月，原外长牛赖特被撤换，德国任外长里宾特洛甫上台伊始，第一个指令就是全部召回驻华的德国顾问。

  里宾特洛甫的指令是在1938年4月下旬下达的。德国外交部告知中国驻德大使：德国政府对中日战争采取完全中立的态度，认为德国军事顾问此时在华服务有偏袒一方的嫌疑，因此打算将他们全部撤离中国。

  此时的法肯豪森已经深度卷入中国战场。

  美国女作家巴巴拉·塔奇曼在其《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中回忆到，台儿庄战役结束后，各国驻华武官纷纷前往战地参观，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见到法肯豪森，与他讨论了台儿庄作战：“德国席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因中国军队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行动，气得狠命地揪自己的头。他说：‘我告诉委员长要向前推进，要动进攻，要乘胜前进，可是，他们什么行动也没有采取，日军很快就会把8到1o个师的部队调到徐州前线，到那时就来不及了。’”巴巴拉·塔奇曼怀着颇为钦佩的口吻写道：“这位了解日军个性颇深的德国顾问对史迪威预料，日军将会卷土重来进攻徐州。果然不出所料，徐州不久即陷于敌手，日军转而进攻河南。”

  就是在这种时刻，里宾特洛甫的撤离命令到了。法肯豪森及顾问团全体成员获知德国政府这一决定后，起初都不愿离华。4月3o日，法肯豪森向德政府呈送一份报告，指出他们都是以个人资格受聘于中国政府，聘用合同要到1939年及194o年才期满，现在离华在法律上、经济上都有困难。

  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也支持法肯豪森代表顾问团提出的意见。

  但德国方面联日弃华的决心已定。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以希特勒的名义命令陶德曼大使：立即就此问题与中方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