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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泽东年轻4岁，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出来，也是巨大的。
其实在两河口握手拥抱以前，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的分歧已经出现。
6月16日毛泽东致电张国焘，提出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展。
第二天张国焘回电，同意向川陕甘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利于向南进攻。
毛泽东要向北，张国焘要向南。还未会面，分歧就显露出来了。
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形势的判断、对本身的估量都不一样，出现分歧可以理解，通过进一步讨论和反复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国焘不愿北上，提出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疆，并不合事实。先提出远征疆的不是张国焘，而是毛泽东。但张国焘第一个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便不能不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照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
张国焘与毛泽东等人会面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
周恩来作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
选择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此时最合适不过。1927年7月12日陈独秀下台后，周恩来进入中共中央核心。1928年六大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周恩来实际是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除他外，没有任何人的资格能够压住张国焘。
周恩来抓住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都脱离了原有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方向问题，便成为在什么地方创造苏区的问题。
他提出未来苏区应具备的三个条件：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二、人口较多，便于扩红；三、经济条件。
周恩来的结论是，四方面军控制的懋、松、理地区地域虽大，却没有后两个条件；陷于此地区就没有前途。回头向南更不可能。东过岷江，敌人在东岸有13o个团。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会遇到敌人，但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
周恩来作报告后，毛泽东、张国焘、朱德、博古、张闻天等13人相继言。
张国焘在会议上也同意了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作结论。提出口号：赤化川甘陕。
会议记录在最后写道：“全体通过恩来的战略方针。”
会后，周恩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立即制订《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一举击败胡宗南，控制松潘地区作为北上通道。
同意北进的张国焘却很快改变了。
6月25日会师大会后，张国焘似乎并不特别经意地问周恩来，一方面军有多少人。周恩来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三万多人，现在可能不到了。
1972年6月周恩来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国焘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国焘太懂得数字里面的含义了。这就意味着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总兵力十万人内，8o%以上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
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了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彪、彭德怀成了张国焘工作的重点对象。
他派秘书黄看望彭德怀。送去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银洋。坐下就问会理会议情况。还对彭德怀说：张主席很知道你。
对林彪，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荣臻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彪同志可以先走，聂荣臻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对会理会议的态度。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泽东有比他高的党内地位。
会理会议批评了林彪和彭德怀。张国焘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对毛泽东釜底抽薪。
表面一致下，张国焘的工作暗中开始了。
毛泽东是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的强大实力的。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军委委员。同日，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中革军委下达北进的《松潘战役计划》。
6月3o日，中共中央派李富春、刘伯承、林伯渠、李维汉等组成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慰问团7月3日到达杂谷脑。
张国焘在杂谷脑向李富春表示对中央的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李富春鉴于事情重大，于7月6日致电中央报告张国焘的要求，请中央考虑。
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攻击中共中央。
此前的5月3o日两军会合之前，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认为从此“树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进一步与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