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百二十七章 道法异同（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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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统的“士”才是受命于天。
汪中告诉陈青松，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目的论”，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形式论”。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怎么说都是错。
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这事从头到尾，让无数后人争论的“华夷之辨”根本不是重点，以“目的论”和“形式论”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杀了曾静和张熙，让天下人闭嘴。
换言之，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
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
当然了，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众治”思想。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泛泛一听，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
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对方笑着摇了摇头。
“老陈，顾炎武的书你没看过吧？”
“没有。怎么了？”
“他那个‘众治’可不是说老百姓能当家做主，实质上还是士大夫说了算。你想啊，读书识字的权力终归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而忙于生计的贫民被排除在外。他们这些人想要的，就是限制君主权力，调整过度不平等的君民关系、官民关系，为地主阶层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为他们提供制度上保障罢了。”
《孟子上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说，不是说北海镇的武器厉害，把满清收拾的满头是包，把沙俄打的跟孙子似的拓地万里，就能证明北海镇有统治的合法性，因为中国文化里根本就不看重这个。否则的话，当初蒙元也好，满清也好，南下打统一战争的时候，就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反抗。
那么摆在陈青松面前的问题是，什么样的政权在古代中国才具有合法性？答案显而易见。
在中国的传统政治理论里，不管是皇帝亦或是大臣，仅是政治上的一个官位，大家只是在官位上认定其职分与责任。天子不尽职，不胜任，大臣可以把他易位，甚至全国民众也可以把他诛了。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懂中国传统政治的真相。https:
以汉唐宋为例，汉代是宰相长制，唐代和宋代是宰相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后来改称中书门下。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的，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没有政事堂盖印，即算不得诏书，在法律上没有合法地位。…
在除了满清以外的中国传统政治里，皇帝不能独裁，宰相同样地不能独裁，然而后世的无数人偏要说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专制独裁。
实际上纵观东西方政治，要在共和制和君主制间划一个精确的线非常困难，而且无法说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因为只要把君主的权力限定在仪式化上，二者其实差别并不大。君不见另一时空历史上，拉美那么多搞军人独裁的国家都说自己是民主共和国。
之后第三个问题又来了，北海镇要搞的虚君制，如何才能获得大多数人的拥护？
说实在的，政治哲学问题陈胖子并不擅长，毕竟他当年在体制里的工作是副职，属于务实而非务虚。他越想越复杂，结果把自己给绕进去了，纠结起君主制的合法性来了。于是他忍不住去找了汪中，就治统的合法性问题做了请教。
身为顾炎武的嫡脉传人，且对先秦典章制度深有研究的汪中没有直接回答陈青松的问题，而是给他讲了两段典故。
话说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替方式不外乎两种，一种是本国人采取阴谋、暴力之方式改朝换代，一种是外族入侵建立政权。然而这两种政权的统治者在面对合法性问题时，都会陷入一个窘境，即一方面自己的统治不具备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又必须建立乃至维持形式上的合法性。
造成这一困境的，是源于汉景帝时期的一段对话，后来被司马迁写在了《史记里。汪中讲的第一段就是这件事。
当时代表儒家的辕固生，和代表道家的黄生在汉景帝跟前讨论了一下什么叫“君臣大义”。结果自此之后，关于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就成了历代封建统治者的禁区，汉代以后的学者们都不敢再碰。大家唯一敢喷的，就是上古三代真是好啊真是好，被咱们取代的前朝真是渣啊真是渣！
二人争论的实质是政治合法性中“形式”和“目的”之间的冲突。辕固生从目的来论证汤武受命的合法性，黄生从形式来论证汤武弑君的不合法性，而作为裁判的汉景帝则处于“臣妾做不到”的境地。
先秦诸子早期的政治合法性采用了“天命论”的方式，也就是将自己的祖先神化，他们作为神的后裔也就自然而然拥有统治的权力，其重点在于形式的合法性。不过随着“桀纣”这两位著名暴君的出现，目的取代了形式，黄老之说的“天道”和“道”这两个概念占据了政治合法性讨论的中心地位。
如果汤武诛桀纣是合法的，虽然汉可以就此证明其取代秦的合法性，然而他人亦可以之论证取代汉的合法性，也就是说造刘家的反那是应当应分的；如果是不合法，那么把刘邦置于何地？他可是秦朝的亭长，妥妥的乱臣贼子。
陈青松若有所思的听完，汪中随即又讲起了第二个典故，那就是生于雍正七年的“曾静投书案”。这事很多后世的中国人都听说过，陈青松也知道，雍正为了证明满清政权的合法性，写了本《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前年他在黑龙江城视察的时候，甚至还见到了吕家的后人。…
不过令他意外的是，汪中没有从文字狱和华夷之辨来说，而是围绕着“目的论”和“形式论”来讲的。
汪中的评价是，曾静这个人既傻又不傻。说他傻，是因为此人迂腐好古，以为凭着“华夷之分”的说法就能打动岳钟琪；说他不傻，是因为他在《知新录中一些想法没错。他的观点与辕固生之论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从“形式论”来讨论统治合法性问题。
话说从儒家的“道统”上来说，士人阶层历来都自认为是承绪道统的代表；所谓道义若在，民心必向，民心若向，天命必归。而从这个逻辑上讲，历朝历代的所有皇帝都不具有政治合法性，只有秉承道统的“士”才是受命于天。
汪中告诉陈青松，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目的论”，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形式论”。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怎么说都是错。
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这事从头到尾，让无数后人争论的“华夷之辨”根本不是重点，以“目的论”和“形式论”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杀了曾静和张熙，让天下人闭嘴。
换言之，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
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言伪而辩，行僻而坚，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
当然了，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众治”思想。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泛泛一听，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
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对方笑着摇了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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