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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23）

二十三

谢列宁上大学的时候，聂赫留朵夫就认识他了。他是一个善良的公子，讲义气的朋友，而且就他的年龄来说，是上流社会里一个很有教养的人，待人接物极有分寸，总是斯斯文文，风度翩翩，同时又异常忠厚、诚恳。他不是特别用功而学习十分出色，也没有丝毫书呆子气，所写的论文几次得到金质奖章。

他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行动上，把为众人效力作为自己青春年华的生活目标。他认为这种效力没有别的方式，只能是在政府机关任职，因此他一毕业，就对他能够贡献力量的一切事情作了一次系统的分析，断定在主管立法的某大臣办公厅二处任职最为有益，就进了那个机关。然而，尽管他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要他做的事他都做了，可是他并不觉得这样做就满足了他想做一个有益的人的要求，也不觉得他做的是应该做的事情。因为他和庸俗而爱面子的顶头上司经常生冲突，这种不满心情就更强烈了，于是他离开二处，来到参政院。在参政院他觉得好一点儿，不过那种不满意的感觉还是跟定了他。

他时时刻刻感觉到，一切都与他所期望的和应有的情形完全不同。他在这参政院任职期间，他的亲戚们为他谋得少年侍从的职称[29]，于是他只好穿上绣花制服，戴上白麻布胸衬，坐上四轮轿式马车去向各种各样的人道谢，因为他们抬举他当上了奴才。他花尽心思，对于当这种奴才怎么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他就觉得这比在机关任职更“不对头”，可是，从一方面说，他不能拒绝这一任命，免得让亲戚们伤心，因为他们相信这是为他做了一件值得高兴的大好事，从另一方面说，这一任命也迎合了他天性中的低劣品质，所以当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身穿绣金绦制服的时候，当他因为这一任命受到一些人尊敬的时候，他又感到扬扬得意。

他在婚姻方面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形。别人为他说合的一门亲事，以上流社会的眼光看来，是极为美满的。而他之所以结婚，主要是因为，如果不结婚，就会得罪和伤害希望亲事成功的新娘和说合这门亲事的一些人，同时也因为，娶得这样一个年轻、貌美、出身名门的姑娘，迎合了他的虚荣心，使他感到得意。可是，这门亲事很快就显露出比在机关任职和宫廷挂差更加“不对头”。妻子生过第一个孩子后，就不愿再生孩子，过起交际场上的豪华生活，他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参加。她并不特别美，对丈夫也是忠实的，可是，姑且不说她这种生活严重地妨害着丈夫的生活，就连她自己除了消耗大量精力、换得过分疲劳以外，什么也得不到。尽管如此，她还是千方百计要过这种生活。她相信就应该这样，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支持她这种信念，他做过改变这种生活的种种尝试，可是一碰到她这种信念，就像碰到石头墙上一样，碰得粉碎。

他们有一个女孩，披着长长的金黄色鬈，光着两条腿。做父亲的一点不觉得这是自己的孩子，尤其因为她不是按照他所希望的培养的。夫妻之间出现了常有的那种互不理解甚至也不愿意相互理解，于是开始了不言不语的暗斗，虽然瞒着外人，虽然为了体面尽量克制，但他觉得在家里生活越来越痛苦了。这样一来，家庭生活就显得比在机关任职和在宫廷挂名更加“不对头”了。

不过，最“不对头”的却是他对宗教的态度。他也和同时代同一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随着智力的增长毫不费力地挣脱了他从小就受到的宗教迷信的桎梏，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挣脱出来的。他是一个正直而诚实的人，在他少年时期、大学生时代以及和聂赫留朵夫接近的时候，就毫不讳言他已经摆脱了官方宗教迷信的束缚。可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和职位的高升，尤其是反动保守势力当时在社会上抬头，这种精神上的自由越来越妨碍他了。且不说在家庭方面，尤其是父亲死后做安魂礼拜的事，且不说母亲要他持斋，社会上有些意见也要求他这样做，就说在机关里，也不得不无休无止地参加祈祷、供奉、谢恩等礼拜仪式，难得有哪一天不接触宗教仪式，躲也躲不掉。面对这种种礼拜仪式，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假装信仰他不信仰的东西（凭他那诚实的本性，这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要么承认这些宗教仪式都是虚伪的，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好使自己不必参与自己认为虚伪的事情。然而为了要做到这件似乎无关紧要的事，却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除了要同四周围一切人经常进行斗争以外，还必须改变自己的地位，放弃公职，他也就不能为众人做有益的事了，因为他自以为担任公职已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还指望将来做得更多。为了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坚信自己是正确的。他的确也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像当代一切受过教育的人一样，只要多少懂得一些历史，知道一切宗教的起源，知道基督教的起源和分裂，就不能不相信这种合理的想法是正确的。他不承认教会的教义是真理，他知道他这种看法也是正确的。

然而在现实条件的压力下，他这个诚实的人却说起小小的虚伪话，那就是，他对自己说，为了证实不合理的事之不合理，先必须研究这种不合理的事。这是一种小小的虚伪，可是这小小的虚伪把他引进了大大的虚伪中，如今已不能自拔。

他是在东正教的影响下出生和成长的，周围的人都要他信东正教，他不承认这个教就无法继续从事自认为有益于众人的活动，所以等他向自己提出东正教是否正确的问题时，事先已经有了答案。所以为了弄清这个问题，他不读伏尔泰、叔本华、斯宾塞、孔德[3o]的着作，却读起黑格尔的哲学着作和维奈、霍米雅科夫[31]的宗教论着，自然，他也就在这些着作里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一种类似宽慰话和为宗教教义辩护词的东西。他在这种教义熏陶下长大，可是他的理性早已把这种教义否定了。然而，没有宗教信仰，整个生活就充满烦恼，只要承认教义，一切烦恼立即烟消云散。于是他学会了种种流行的诡辩，例如个人的智慧不能认识真理，只有人类智慧的汇合才能现真理；认识真理的唯一途径是启示，而启示就寓于教义之中；等等。从此，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参加祈祷、安魂礼拜、弥撒，持斋，对着圣像画十字，而不感到是在做假，也就能继续在机关任职，而在机关任职就能觉得自己在做有益的事，他在没有欢乐的家庭生活中也可以由此得到安慰。他以为他是在信教，可是同时，他比在任何其他方面都真切地意识到，他这种信教一点儿也“不对头”。

就因为这样，他的眼睛总是带着忧郁的神气。就因为这样，他一看见当年他认识的聂赫留朵夫，就想起当年他还没有染上这些虚伪习气时是什么样子；尤其是在他急不可待地向聂赫留朵夫暗示了自己的宗教观之后，他比任何时候都深切地感觉到这一切“不对头”，于是他更是忧郁得不得了。聂赫留朵夫见到这个老朋友，开头的一阵高兴过去之后，也出现了同样的感觉。

就因为这样，他们两人虽然彼此许诺还要见面，却都没有找机会相见，在聂赫留朵夫这次来彼得堡期间，他们就再也没有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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