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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航仪有三个：直觉、逻辑、证据。

直觉是必需的，它会告诉我们哪里不对，哪里出了问题，或有问题需要研究。这种能力来自天赋，也来自经验。比如我的经验就证明，越是众人诺诺，越是问题多多。史家认识一致的地方，往往是误区密集之处。由官方意识形态和国民集体无意识塑造的历史，未必是本来面目。背后那张脸，也许更真实。

尽信书不如无书，无怀疑即无学问。

怀疑、批判、分析、实证，加起来就是科学精神。有此精神，就不会死读书，也就会有直觉。因此，我在1988年读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后，便断定女娲绝不可能是“蛇妹妹”，只可能是“蛙女神”。鲧则应该是禹的“母亲”，而不是“父亲”。或者说，这个族群经历了母系氏族、父系氏族和部落三个阶段。鲧，是母系氏族时期族群的称号。它可能延续到部落时期，但最终还是会更换为代表父系的禹。

这是可以由逻辑推理来证明的，逻辑决定了所有文化现象和文化模式发生的先后次序。事实上在原始时代，人们都只认识母亲，不知父亲是谁。世界各民族最早的神，也清一色是女神。毕竟，所有人都是女人生的。因此男性生殖崇拜一定在女性崇拜之后，然后才可能有图腾崇拜和祖宗崇拜。既然如此，女娲怎么可能跟伏羲一样是蛇？鱼崇拜的鲧，跟蛇崇拜的禹，又怎么可能是父子？

逻辑比知识和经验都重要，也比学术权威的说法更可靠。因为逻辑是公器，不会屈从强权，迁就庸众，迎合学界，讨好媒体。如果直觉与逻辑相一致，结论就不会太离谱。

需要的，只是证据。

发现号

证据也有三种。

第一种是民国以来老一辈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这些老先生往往都学贯中西，兼有清代朴学的功底，近代西学的眼光，许多结论是靠得住的。第二种是比较可靠的历史典籍，比如《诗经》和《左传》，但对《尚书》和《国语》就得小心。最可靠的是第三种，即出土文物和古文字。因为甲骨文和金文，彩陶和青铜器，都不会撒谎，也没有添加剂。因此，如果前两种证据与第三种相冲突，必以出土文物和古文字为准。

绝对的真实没人能够做到。但有此三招，就可能更接近相对的真实。

必须感谢前辈学人，他们早就发现了古代文献的可疑之处。必须感谢文字学家，他们早就在揭示古代文化的秘密。还必须感谢国际关系学院李蓬勃先生，他在我还没买到《古文字诂林》时，将相关内容拍成照片发到我邮箱，并对我的某些误解和误读进行了纠正。

于是我确认：女娲是蛙，伏羲是羊，炎帝是三皇，黄帝不姓黄。我也有了新的发现，比如炎帝的妈妈是“牧羊女”，黄帝的妈妈是“漂亮妞”，而蚩尤则其实是“蛇灾”。这些结论，都可以从这三种证据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正是这些证据，为我们的发现之旅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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