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8章(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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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文帝至炀帝年间,对于高丽控制下的契丹,靺鞨等东胡族艰难而收效甚微的招抚过程,便可以知道高丽虽然不具备独立对抗中原王朝的实力,但其存在并对东胡各族保持着的实际控制力,在事实上使得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亚政治格局,难以真正地最终确立。
更有甚者,高丽控制着辽河流域这样的战略要地,如果其与突厥相勾结,则隋将不得不面临两线作战的严重威胁。
是以大业三年公元6o7年,当隋炀帝在启民可汗帐内无意间现高丽使节,顿时震怒不已。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高丽与突厥结盟的潜在危险,已经有了浮上台面的征兆。
大业三年6o7年,自启民帐内回朝后,隋炀帝就立即召集群臣讨论高丽问题,当时的裴矩就列举了两大理由攻伐高丽,一是高丽原是中国领土。
二是高丽不臣。
大业七年611年,隋朝已臣服了东西突厥,打通西域,征服西南,四方来朝,基本建立起了以隋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秩序。举目四顾,唯有高丽仍不臣服,甚至还潜通突厥,阻碍东亚国家入朝,成为隋朝的心腹之患。
于是,炀帝下诏讨伐高丽,以期在东亚最终实现其统一战略目标。
然而在这个时候,石之轩的信念,以及他经略西域的成功经验,却使他劝说隋炀帝采用了一个类近于赌博的手段,从而使得这一场本来势在必行的征高丽之战,受尽了大隋历史的唾骂。
大业八年,隋113万大军分成24军,日一军,相去4o里,尾相继,长达96o里。
若再加上二百多万馈运夫丁,真可谓漫山遍野式地杀向辽东。
这种只有存在于小说中的出征规模,就戏剧般的铺张了起来。
而这一所用,看似不合理,其实有着石之轩的深刻用意。”
“先,早在大业三年六月隋炀帝出巡突厥时,“太府卿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关,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尾相隔,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
毫无疑问,讨伐高丽是兵巡突厥的翻版。
有史学家说得很清楚,兵巡突厥的目的是“出塞耀兵”。同样地,征伐高丽也是一次大规模的耀兵。
重要的是,耀兵的对象不仅限于高丽。
大业八年二月条载,炀帝引曷萨那可汗及高昌王伯雅观战处以慑惮之。
曷萨那可汗即西突厥处罗可汗。
隋炀帝深知,突厥等国入朝是为形势所逼,并非诚心悦服。所以,他调集全国兵力,一方面想先声夺人,压服高丽,同时向各国示威,使之不敢反叛。
因此,出兵高丽是一箭双雕的威慑行动。
其次,十分明显,隋炀帝大规模出兵,意不在战,而在不战而胜。
这一点,从隋炀帝的以下措施可以看得很清楚。
先,在二十四军里,每军都设置受降使者,“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
这类受降、慰抚使者直接听命于隋炀帝,权力之大,甚至可以左右战场统帅的指挥。
如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逮捕高丽大将乙支文德的严重错误,就是明证。
第二,隋炀帝严令三军:“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
这种措施甚至致使前线指挥失措,屡遭不利。
第三,当时的兵部尚书段文振曾上表提醒隋炀帝:“但夷狄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毋宜遽受。”这决不是无的放矢,反映出隋炀帝在出兵当初就制定了逼降高丽的方针。
身居决策上层的段文振看到了这一方针的危险性,才深相劝诫。
倾举国兵力做一场华丽的宣示,务求兵不血刃地逼降高丽。
只能说石之轩过于理想化了。
亦或者如我之前所说,这是一场豪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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