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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来，没有比中国皇帝更巨大、更崇高、更煊赫的存在了。这种“动物”也不过一人来高，百十来斤，但是他比其他千百万人的总和还要有分量。他稍稍动一动手指头，半个地球都地动山摇。

在中华帝国的中央，人们穷尽物力，建筑了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的宫殿供他居住。

数千名最迷人的处女，被精心挑选出来，囚禁在帝王之城中，供他一个人享用。

数万名健康男人被割去生殖器，成为不男不女的怪物，以服侍他吃喝拉撒睡。

他吞噬的财富，抵得上半个帝国的产出。从日本到帕米尔高原，从东南亚到东北亚，数十个国家的国王每年恭恭敬敬地向他进贡本国最珍贵的物产。在帝国之内，设有数百处工场，几十万人专门为他一家生产瓷器、马桶和唾壶。想一想《红楼梦》中那个奢华到极致的大观园的主人，他的身份不过是皇帝的一个家奴，是皇帝派驻一个皇家衣料工场的监工，由此就可以想象皇帝的日常享受是怎样的了。

中国皇帝制度设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核心理念：要把皇帝的每一种享受都推向极端，竭尽一切想象力去繁复、夸张和浪费，直至无以复加、毫无必要、令人厌倦。

以吃饭为例，皇帝的味蕾牵动着天下各省封疆大吏的神经。皇帝饭碗中的主食来自各省的以下贡品：东北的黏高粱米粉子、散高粱米粉子、稗子米、铃铛麦，山西的飞罗白面，陕西的薏仁米、紫麦、玉麦，山东的恩面、博粉，广西的葛仙米，河南的玉麦面，兰州、西安的挂面……这些粮食都是水土最佳之处出产，比如在北京一地，够格入选的仅有玉泉山、丰泽园、汤泉三处的黄、白、紫三色老米。

凡是天下最好的美味，都由皇帝垄断。鲥鱼春季溯江而上，每年的第一网只有皇帝有权品尝。鱼打捞上来后，用冰船和快马，由水陆两路运往北京。镇江到北京约三千里路，内务府限定二十二个时辰（44小时）送到。为争取时间，送鱼专使在途中不许休息，马死人亡之事时有发生。

这种食不厌精的做法尚基于普通的人性。除此之外，更多的是刻意的浪费。众所周知，皇帝身上只有一个胃，并且通常并不比普通人大。但是，皇帝一个人每餐的饭菜要数十样、上百样，摆满六张桌子。清代在中国历史上是最简朴的朝代，宫中规定，皇帝一人每天消耗食品原料的定额是六百斤：盘肉二十二斤，汤肉五斤，猪肉十斤，羊两只，鸡五只（其中当年鸡三只），鸭三只，白菜、菠菜、芹菜、韭菜等蔬菜十九斤，萝卜（各种）六十个，葱六斤，玉泉酒四两，青酱三斤，醋二斤，以及米、面、香油、奶酒、酥油、蜂蜜、白糖、芝麻、核桃仁、黑枣等数量不等。此外，还要每天专门给皇帝一个人提供牛奶一百二十斤，茶叶十五斤……

为了给皇家生产衣料，清代专门在三座城市设立了规模巨大的工场。为储存皇帝的衣服，专门建有数间殿宇作为御用衣服库。为管理这些服装，专门成立了拥有数十名办事人员的尚衣监。末代皇帝溥仪在回忆他那实际上已经是大大没落了的帝王生活时说：“衣服则是大量地做而不穿。”“一年到头都在做衣服，做了些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总是穿新的。”据他后来翻检档案，发现仅仅一个月内，内务府就为他做了四十九件衣服。这些衣服，当然绝大部分都永远白白地贮存库内，从来没有机会上皇帝的身。

说到行，一旦皇帝要巡视他的国土，那么整个国家都要为之翻天覆地。隋炀帝江南之旅的奢华不是帝王的常例，那么我们就还是以素称简朴的清代帝王为例吧。虽然传统时代交通极为落后，臣民出行极为困难，但是皇帝的手指每一次在地图上指出一个新的目的地，那么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帝国版图上就会出现一条崭新的大道，长达数百或者数千公里的。这条大道宽达十米，尽量笔直，碾压得“如同打谷场一般光滑”。这条道路仅为皇帝一个人通行，不准任何人经过。皇帝出行时，这条道上洒上净水，一尘不染。

乾隆皇帝的一次出巡中，内务府官员记载道，为了供应皇帝路上的饮食，他们提前把一千只选好的羊、三百头特选的牛，以及七十五头专用的奶牛带上车，沿途供皇帝御用。在数千里的出巡路上，皇帝只喝四眼泉里汲出来的水：北京的玉泉山泉、济南的珍珠泉、镇江的金山泉、杭州的虎跑泉。为了给皇帝运送泉水，专门成立了一支庞大的车队。在炎热的夏季，几十万公斤冰块被从北京提前运送到路上，以备皇帝口渴时能吃上冰镇的西瓜……

为了防止皇帝在回去的路上因为重复的风景而感到厌烦，“归途还必须另修一条道路”。

二

这种铺张和浪费的毫无必要，通过以下事实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排场浩大，规矩太多，这些享受对皇帝来讲已经演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因而被皇帝弃而不用，相当程度上成为摆设。

比方说，浩大的紫禁城由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房屋组成，大部分清代皇帝无法忍受其过于压抑、沉重的气氛，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选择住在更自然的圆明园和更朴素的避暑山庄，只有到了冬天才无可奈何地回到这里。

至于每顿饭摆在皇帝面前的数十道菜，它们的口味和形式更是让皇帝厌烦。溥仪说：“御膳房做的都远远摆在一边，不过做个样子而已。”多数皇帝都在御膳房外设有小食堂，外请名厨做更适合自己口味的饭菜，那六张桌子四十八种饭菜，只不过像神前的供品一样，摆过了就扔掉。这种形式主义的做法时间既久，于是摆在皇帝面前的饭菜真的变成了供品，因为它们端上来时，多数已经凉得不能食用了。

然而，如此劳民伤财、浪费巨大的形式主义的做法，却绝对不能省略，因为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天下之本”的大事。

传统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形式主义的社会。“形式主义”正是中国精神的精髓。

中国实在是过于庞大了。这样巨大的国家出现得如此之早，人类还来不及发明有效统治它的“建立在数字基础上的”复杂的近代管理手段。因此，中国历代帝王统治这个国家的办法是删繁就简，举重若轻。他对社会实行一元化管理，所有事情都一刀切，使社会整齐划一、简单明了，使高高在上的皇帝一目了然，神清气爽。正像黄仁宇先生所说：“如《周礼》所谓‘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先造一个完善的理想的几何图案或数学公式，向真人实地上笼罩过去，尽量使原始的与自然的参差不齐，勉强符合此理想之完美。如实际上不能贯彻，则通融将就，纵容在下端打折扣，总不放弃原有理想上之方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传统中国的历史，就像一场大的行为艺术表演。

传统中国处理千头万绪的社会关系，只用十二个字，即所谓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的“三纲”，其实是“一纲”，即“人生而不平等，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在传统中国里，每一个人生下来，身上都系着一个无形的标签，叫做“名分”。遵守名分，是人生守则中的第一款。用李斯的那个著名寓言来比方，生在仓里的老鼠注定会一生吃白米，而生在厕所里的老鼠注定一生吃手纸。教育并强制老鼠们各安其位，使厕所里的老鼠不敢动搬到仓里住的念头，这就是“三纲”的作用。

在“三纲”精神的指导下，传统社会建立起了严格的等级制度，使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处于不平等的状态，每一层人的权利都是单向的，对上绝对顺从，对下绝对权威，或者说向上是奴才主义，向下是专制主义。正如戴震所说：“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即上级、长者批评下级和后辈，即使批评得不对，也是对的；下级、后辈如果反驳，即使有理，也是错的。通过这种环环相扣的关系，每个人都被等级秩序牢牢锁定，动弹不得。正像鲁迅所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供）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吗？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这样，才能把社会牢牢捆缚在天生的血缘秩序上，限制人们的自由发展欲望，以确保天下的稳定。

为了强化等级原则，皇帝们制定了一整套异常严格烦琐的“礼制”，各个级别的人，穿衣服的料子、出行工具的规格、住房的面积以及装修风格都有严格的规定，丝毫不得僭越。比如明太祖朱元璋时就明文规定：公侯级别的人，宅第主宅可以七间、九架；一品、二品，即现部长级，可以五间、九架；司长级，五间、七架；六品至九品，即现处长和科长级，三间、七架；普通百姓的房子，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这种礼制的规定无所不包，甚至老百姓在生活细节上也必须遵守皇帝的明确规定。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皇帝规定：公侯、一品、二品的官员，喝酒时可以用金子做的酒壶；三品至五品，只能用银子做的酒壶；没有级别的普通百姓，只能用锡酒壶。

与此相配套的，是关于各阶层的人相互交往以及举行各种仪式的礼仪。《大明礼制》对不同品级之间官员见面时的礼仪做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谁应穿戴什么样的服装在哪里下轿、双方行什么礼、几跪几叩、答不答礼、坐在哪里、座位朝向什么方位、何时上茶、何时饮茶……都规定得清清楚楚。那些关于祭祀、朝仪的典礼，规定得更是琐碎周密得无以复加。比如皇帝出门打个猎，在什么时辰出发、身边带多少护卫、身穿什么服装、乘坐什么样的车子、打什么样的旗子等，都有一整套历代相沿的规矩。因此，皇帝平时住多大房子、吃多少道菜、娶多少老婆，当然也都是有“规定”或者说有“格”的，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即使讨厌这些规矩，表面上你也得认认真真地走过场。

在今天看来，这些规定似乎迂腐琐碎得可笑，但在当时这都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治身容易治心难，中国帝王绝不满足于刀剑威胁下身体的屈服，他更要对全体臣民进行精神控制。这些礼仪规定，就是为了“治心”。朱元璋说，礼仪明确了，上下之分才定，这样天下才能安定。礼仪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中国传统社会野蛮、专横的等级专制，通过这些据说是根据自然原则制定的温文尔雅的礼仪，变得更有欺骗性，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终生生活在这些礼仪规条当中，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不平等的现实，每个人的身份意识都被强化，使屈服、顺从、奴性成为被统治者的基本性格。只有这样，专制秩序才可以得到充分保障。因此，违反这些规定，都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咸丰帝扳倒了和珅，宣布他的罪状时，郑重其事地把以下一条当成了大罪——所盖楠木房屋，奢华雄伟，超越了等级规定，房间里的隔断样式居然仿照皇帝居住的宁寿宫。明代大名鼎鼎的清官海瑞就任南直隶巡抚，消息传来，地方震动，“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那些有钱有势的大户本来用朱红油漆大门，听说海瑞巡抚来了，吓得把朱红色大门改漆成黑色。管织造的太监，一向坐八抬大轿，这时也吓得改乘二人小轿了。为什么？因为明代国家规定，只有一定级别以上的国家官员才可以用朱红色油漆大门，非法使用朱红色，在当时是一条重罪。

在等级制度下，强化专制的窍门是扩大等级间的距离，也就是加大不同社会成员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落差。等级越多，等级间的差距越大，上一级对下一级的控制就更加有力，而皇帝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就越远，自然就更是高高在上、威不可及，皇帝的地位就更安全。贾谊在《治安策》中，把这个思路说得非常明白：“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就是说，帝王之尊如同高堂，大臣们如同台阶，平民百姓们如同平地。如果台阶数量多而且间距大，那么大堂自然就高高在上。如果没有台阶，那么大堂就低得多。高则难攀，威风凛凛，低则容易触及，不容易保持权威。所以古代圣王制定了等级制度，把人们分成公、侯、伯、子、男、官师、小吏、庶人等不同等级，而天子高居其上，其尊严不可触及。

历代帝王不断增加台阶的高度，拉大等级间的距离，等级越是靠上，各种享受越夸张奢侈，最终结果是与皇帝相关的礼仪繁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人们最后只能用数量来填补想象力的空白，结果使这些礼仪变得烦琐、夸张到完全脱离实际的可笑程度。比如那座金碧辉煌、美轮美奂的宫殿之城，由于无限的夸张和铺陈，已经变成了一座不近人情、了无生趣、内容匮乏的权力纪念碑：九千九百九十九间半的宫殿不过是一间殿宇的一再重复。区别所有宫殿的不过是龙墀的高度、屋顶的重数、殿宇的体量以及屋顶的走兽和斗拱出挑的数目而已。每座宫殿的布置也大同小异：三明两暗，千篇一律的雕花槅子，一几二椅或者二几四椅。最夸张的是，乾清宫西暖阁为皇帝的寝宫，屋内九间，上下共置二十七张寝床。

三

当然，这些奢华的形式主义，不过是用来装饰权力的花边。皇帝的实际权力比这些形式展示出来的更为巨大。

中国式的皇权大到什么程度呢？简而言之，大于人的想象力。据说，唯一可以令中国皇帝俯首的是上天，然而上天是抽象的，所以中国皇帝的权力实际上没有任何限制和禁忌。整个天下是皇帝一个人的私产，万众都是他的奴仆。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是一种“普遍奴隶制，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其他的人，包括宰相，都是他的奴隶”。

这种统治制度的根本特征是，皇帝不是为国家而存在，相反，国家是为皇帝而存在。皇帝一个人的意志大于所有臣民意志的总和。整个国家，就是给皇帝提供服务的庄园，全体臣民，其生存的意义都在于为皇帝奔走。一切制度安排，都以皇帝一人的利益为核心。所以，我们看到，在皇帝制度下，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权力都被皇帝一个人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皇帝一个人牢牢控制。在中国，皇帝与他的臣民，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神与人的关系，是人与他饲喂的家禽的关系。皇帝就像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灵一样，天下臣民以何种手段谋生，如何穿衣戴帽，按何种样式建造自己的房屋，甚至如何思考，都得由他来决定。在他的疆域之内，不允许有任何一片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曾经有许多人因为日记中的一句不满而被斩首，也有人因为精神分裂胡言乱语而被千刀万剐。最伟大的汉族皇帝之一朱元璋在开国之初曾屠杀了几名读书人，理由是他们遁入山林，想做自力更生、自由自在的隐士，而不愿做官。在杀掉他们之后，朱元璋向全体中国人宣布，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他的财产，必须听从于他的绝对意志。他说的大意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我的统治下的读书人不愿为我服务，就是与我作对。诛其身而籍其家，不为之过！

在这样的制度下，只要是能想到的事情，皇帝就可以做到。一位美国学者这样形容：“在皇帝的命令之下，一个国都突然在意料不到的地方出现。边疆和海港今日开放与外人互市，明日全部封闭。在皇帝可否之间，有些经济部门或者被全力支持，或者被通盘禁断。庞大的军队进出于蒙古及越南，艨艟的舰队游弋到非洲东岸。这样的事情，好像以手揿动自来水龙头。在这水管上一揿则开，向反方向一扭则闭。”全天下人民的命运，完全在于皇帝一个人的“明”或者“昏”：皇帝性格平和安定，天下按部就班；皇帝好大喜功，天下则动荡不安；皇帝万一是一个精神病或者变态狂，天下就会变成尸山血海……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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