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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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你恨你的父母家人吗？

朱元璋：不恨，他们都不容易啊，能把我生下来我已知足了。他们是喜欢我的，因我自小脑筋好使，他们送我读了两个月的私塾哩。我读书聪明，私塾的孩子都不如我，我想着如果我生在富贵人家也能考个功名，做大官人哩。可是家里实在供不起，只好回地里做活儿。

我最恨的是那些官吏大户。那些大户，真是狠如毒蝎啊！我们一家人苦熬苦做，都被他们剥削去了。记得十岁那年，二哥娶亲，家里花销大，交不起租。腊月里，大户王胜领着一伙家丁，把家里剩下过冬的一斗半麦子抢走了，把家里的破柜子、锅子都抄走了。我爹一辈子没向人低过头，那次给王胜跪下了，因大嫂正怀着孩子，爹求他让我们过了这个年。那王胜不但不听，还打了我爹一个耳光。一家人寒冬腊月，从东乡搬家到西乡，那一年，正是在土地庙里过的，至今一想起我爹给王胜跪下的那一刻，我心里还直翻腾。那时候，我真恨不得上去将王胜开膛破肚，看看他的心是什么做的。打那以后，我一直想，将来有一天我发达了，一定把王胜等人活活剥了。也自从那一天，我就真正懂事了，发誓不论吃什么苦，受什么罪，哪怕死后下地狱，也一定要出人头地，不再受我爹这样的屈辱。

张宏杰：是不是因为这样的经历使你痛恨天下所有的大户？

朱元璋：天下的大户，心肠都是黑的。他们没有一个不是贪得无厌、凌弱吞贫、虐小欺老。对佃户的租，他们千方百计加价搜刮，一粒也不能少；国家的赋税徭役能逃就逃，能推就推，想办法欺骗官府，瞒产瞒田。那些当官的，每日里只知道饮酒作乐，不管百姓疾苦，下属拜见要给“拜见钱”，过节要“过节钱”，过生日要“生日钱”，管个事要“常例钱”，往来迎送要“人情钱”，发个传票需要“赍发钱”，打官司要“公事钱”，平白无故也要钱，叫作“撒花钱”。主管监察的肃政廉访司下乡，竟公开带着管钱的库子检钞、称银。闹灾时，下乡放赈的官员公然把赈米贱价卖给大户。[2]你说，这些人可不可恨？我们穷人的苦楚，就是这些人酿成的。

张宏杰：我记得你曾说过：“若在民间，则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间疾苦视之漠在，心实怒之。”

朱元璋：是呀，所以自打平了陈友谅，我就想好好做个规矩，铲尽天下这些不平事。廉能的官员不小心犯了过错，我不去追究，但谁贪污，哪怕一两，我也折磨死他。

张宏杰：我觉得你身上存在着两种矛盾的倾向：一种是极端的秩序、节俭、自我约束，另一种是狂暴、攻击、虐待狂。这两种反向的冲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理性掩盖的巨大破坏力量。

从本质上说，你应该是一个克勤克俭的农民，因为你是在一个典型的勤劳本分的农家长大的。事实上，当初你参加农民军，选择“叛乱”时，也是迫不得已，并且犹豫再三。当时你栖身的皇觉寺被乱军烧了，无家可归，即使如此，你还是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些日子，一直决断不下，最后在菩萨面前占卜三次，三次都是吉卦，这才下了决心。所以说，虽然你胆大有决断，但绝不是反社会型的人，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选择了你，而不是你选择了起义。

你性格的另一面的本源是成长过程中受到的伤害。严酷的童年形成了你的偏执倾向，而至正四年（1344年）的遭遇又大大加剧了这一倾向。朱先生，至正四年是不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年？

朱元璋：是我最不愿想起的一年。

张宏杰：还是我来向两位介绍一下朱先生的这段痛苦经历。如你们所知，中国历史上灾荒一直连绵不断。至正四年，淮河流域大旱，后来又闹蝗灾和瘟疫。关于灾荒、饥饿、食人之类的记载，中国史书上比比皆是，我随便引述一下明末陕西灾荒的记载，以帮助你们了解当时的情况。

马懋才的《备陈大饥疏》：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到十月以后蓬草尽，则剥树皮而食。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爨，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所食。死者相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

关于朱先生家的遭遇，我也不细说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朱先生家虽然穷，却一直非常和睦，家人彼此依靠，感情很深。那一年四月初六，父亲朱五四饿病交加而死；初九，正当壮年的大哥去世；四月十二，死去的是大哥的长子；又过了十天，母亲也饿死了。

这一年他十七岁，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爱的人一个个在他面前死去，却丝毫无能为力，只有和还活着的人相对痛哭。十几天内，连失四个亲人，对一个半大孩子心灵的摧残不言而喻。我想，也许就是从那一刻开始，他的心变成了铁石，对世界的仇恨牢牢地在他心里生了根。大嫂带着剩下的儿女去逃荒了，只剩下他和二哥，连埋葬亲人的坟地都没有。实在没办法，狠狠心，厚着脸皮去求地主刘德，谁知刘德没有一丝怜悯，反而呼叱昂昂，把他俩痛骂了一顿，赶了出来。最后还是邻居刘继祖看不过眼，给了他们一块荒地，这才没让亲人的尸体去喂野狗。

朱元璋：你们说，那大户哪有一个是好心的？那饥荒年月，他们眼睁睁地看着你一个个饿死，家里一样是大鱼大肉。其实半个月前家里断粮的时候，爹去他家借过一回粮，也是给他骂出来的。哪怕他把家里喂狗的粮食给我们，爹娘也不至于饿死。后来，来了放赈的官，我们满心欢喜，以为爹娘有救了，谁料这官偷偷把粮卖给了商人！你说这贪官可不可恨？

张宏杰：这一经历对朱先生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你没有了家，成了游方和尚，实际上就是乞丐，在大江南北乞讨了三年。家庭中为数不多的温暖和亲情没有了，你的生命中唯一可贵的东西被命运剥夺了，只剩下饥饿、寒冷、冷眼，在你眼里，整个世界和你都是敌对的，他人对你都心怀恶意。在寒冷的冬夜，你仇恨一切穿暖吃饱的人。

卡伦：在冬季里能活下来的树木都是有角质层保护的针叶，在虐待中长大的人都有一颗铁石般的心。他们报复起别人来绝不会心慈手软。他们的经历教他们相信，世界就是一个角斗场，适者生存，强者必须消灭弱者。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无情地追求自我利益是最高法则。严酷的事实粉碎了他们身上最后一点诗意，生活告诉他们，弱者只有灭亡一条路，活下去，就必须成为强者，必须去打击、消灭、压制别人。这种人需要与任何软弱的感情做斗争……尼采为这种心理动力提供了极好的例证：他的超人把任何形式的同情都视为第五纵队，“是敌人从内部进行破坏”。他们害怕并且时刻提防心中的柔情，因为这将使他们在这个邪恶的世界中解除武装，会使他们觉得自己是个傻瓜，会威胁他们与自己进行的交易。这种人从不指望世界会给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深信，如果继续忠于自己的生活观——生活就是战斗，并拒绝传统道德和内心柔情的诱惑，那么他们就能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目标。

因此，他们常常是虐待狂，他们希望奴役他人，玩弄他人的感情，诽谤、羞辱他人，使他人受到挫折。

张宏杰：朱先生的整个后半生的努力都是对早年经历的补偿。桩桩件件都是如此。他在穷困时，无力给父母买坟地、买棺材。即位后，他在家乡修了异常高大、华丽的皇陵。皇陵建筑坚固精良，至今犹存。他的家庭贫穷得无立锥之地，四处搬家，渴望定居而不能。即位后，他非要将首都定在十年九旱的家乡不可，大臣怎么劝阻都不听，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建了九年，后因他事作废。他受尽贫苦，从小没有得到父母太多的关爱，甚至由于缺少照顾而差点死亡，所以他对自己的子孙后代表现出过分的关心和保护。他为子孙后代规定了林林总总的规矩，详细到不用他们自己做任何思考的程度。他规定自己的后代不必工作，享受终身福利。结果到明末社会经济情况恶化，无力供应皇族时，这些没有谋生技能的子孙只能去当仆人甚至乞丐。他出身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做了皇帝之后，虽然生活上比较俭朴，但排场上一丝也不能含糊。他特别强调等级尊卑，一旦有谁不注意，越了规矩，处罚非常严厉。

弗洛姆：你们两个人的分析都很精彩，但我想着重指出一点：任何一种精神问题，其起源都是复杂的，一个简单的模型不会说明所有因素。在我看来，朱先生的问题至少还有两个侧面：施虐狂，也就是反社会型人格，以及囤积心向。

从你们的叙述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朱先生难以控制他的暴力攻击、侮辱他人的倾向，并且行为中缺乏道德标准，没有羞耻感。他充满强烈的虐待狂冲动，他从使他人遭受不幸与受其统治中获得满足、寻求欢乐，这是反社会型人格的重要特征。造成这种人格障碍的原因应该是早期情感剥夺、社会歧视两大因素。朱先生起义前很长一段半流氓式生活对他的一生也具有很大影响，这一点不容忽视。

中国的小农社会造成社会心理中的囤积心向，在这一点上，朱先生也有明显表现。有囤积心向的人的特征是重秩序和条理，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囤积的节省上。在他们看来，外部世界在威胁、冲破其牢固的阵地，井然有序意味着已控制了外部世界，为了免受被侵犯的危险，就须把一切东西放置、保存在适当的位置上。朱先生为自己的子孙和人民制定了那样多的规定，限制人民自由外出，我想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他想把一切固定住。他对人民的活力有一种天然的恐惧。他们那种强迫性的清洁是要摆脱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另一种表现。在自己藩篱之外的任何东西，他们都认为是危险和“不清洁的”。他们通过强制性的洗涤，以消除有威胁性的接触所带来的“污染”。所以，朱先生采取了一定的闭关锁国政策，在历代伟大的君主中，只有他对扩张领土没有任何兴趣。相反，他对外国保持了高度警惕，并且把“里通外国”这样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他想清除的大臣头上，以此强化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恐惧。与他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被视为一种威胁，只有远离或者占有他人，才被看作是一种安全。从他这一代开始，中国明显地内向化了。

朱元璋：刚才诸位先生说了那么多，我大略听懂了。先生们都是好意，为了我的病。可是有些话，说得我心里不服。譬如说我虐待狂，说我无德。我的确是嗜杀，但那都是不得已而为之啊！身为一国之君，过于仁柔，如何驱除强暴，护助弱小？我正是为了维持天下道德。弗先生说我杀人时快乐，凭天发誓，我从没有过，我只是生气啊！

弗洛姆：这涉及一个基本的心理学常识——文饰作用。朱先生的话我可以理解。受到基本价值观的影响，人们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有施虐倾向，所以人们会在心理上抑制这种“不道德”的冲动。然而，弗洛伊德已经揭示，受到抑制的冲动依然会发生作用，只不过这种作用是隐蔽的，行为者自己往往还蒙在鼓里，不知道究竟干了些什么。虐待狂患者就不会察觉到他的虐待狂，很有可能还满以为他统治他人是出于对其关心，让他们获得最佳利益，他这样做是出于强烈的责任感。

张宏杰：由于时间关系，我们的讨论不得不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给朱先生什么样的帮助呢？就我所知，人格障碍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这就是所谓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卡伦：通常心理分析是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因为患者的心理问题大部分是早期经历形成的，我们通过帮助患者回忆和分析自己的经验，可以部分达到心理矫治的目的。然而，在这个病例里，我们遇到的最主要问题是文化障碍。事实上，坦率地说，中国文化中的许多成分，在我看来就是心理症状的表现。例如刚刚弗洛姆所说的囤积心向问题。中国人的世界观是静态的，这必然导致囤积心向。而且在中国文化中，互不信任是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所谓“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到朱先生时代的中国去旅行的时候，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每个城镇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去修筑了坚固高大的城墙。这些城墙，是中国人猜疑心理的极好象征。朱先生屠杀大臣，何尝不是“斩草除根”这一古训的忠实体现呢？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朱先生的心理问题，就是这个民族的心理问题；另一方面，朱先生个人，对整个民族心理疾病的恶化又起了很大的作用。面对这样的现状，我想解决的办法还应该是中国式的，那就是相信时间，时间和耐心能给我们以最大帮助。

张宏杰：对朱先生个人，我们能有什么最有效的治疗方案？

弗洛姆：Carbamazepine（卡马西平）和Diazepam（安定）显然是最有效的办法，它们能在最短时间内解决狂躁和焦虑症状。另外，我们还建议朱先生多参加体育锻炼，进行户外活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忘掉这个帝国，让太孙接管政务。这样，我们就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沟通，我和卡伦甚至可以到宫中去和您住在一起，一直为您服务。为了科学，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可惜这只是个富于刺激的设想，据我所知，起码今生您不会接受这个建议。

[1]《明朝小史》，卷一。

[2]《草木子》，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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