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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个又严肃又可笑的任务。王明最后说，这是一个重大使命，你设法到那里，根据需要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
纳尔逊到上海后，将5万美元交给了中共上海局负责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尤尔特到底还算了解一些情况，他否认毒气战是苏区的主要威胁，对共产国际除了防毒面具之外便没有别的指示，他感到甚为失望。
纳尔逊已经没有了“该停留多久就停留多久”的必要，1933年1o月便乘轮船返回美国。
1934年春季，共产国际又派来美国共产党人尤金·丹尼斯来华担任国际代表。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的困难时刻。尤金身上带有一份在莫斯科拟订的反“围剿”作战计划，准备让江西苏区贯彻执行。
看到这个计划的人很少，所以详细内容恐怕无人能够讲出来了。留下来的一些情况是，连携带这个计划的尤金了解了一些当地的情况后，也开始对他的中国同事嘲笑那些“在别处制订好行动计划的顾问们”。1934年夏赶到的妻子佩吉·丹吉斯讽刺自己的丈夫：“那你不也是这样一个人吗？”尤金开口一笑，说：“是，跟别人一样。”但又说：“至少我试图了解这里所生的一切。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国家，我们听取了这里人们的意见，我们已经学到了他们的经验。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指导路线，但不是指示。”
胜利从来不是鼓掌鼓出来的，不管掌声有多么热烈。它也不是计划制订出来的，不管计划有多么翔实。王明和那些只会在金碧辉煌的莫斯科会议大厅鼓掌欢呼的人们，真应该看一下中国工农红军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战斗的。1934年7月上旬，各路敌军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起全面进攻。
局面越来越紧迫了。8月5日，北路敌军9个师，在飞机、炮兵的强大火力支援下，向驿前以北地区攻击前进。我红三军团主力和红五军团一部在高虎脑、万年亭到驿前约15公里纵深内，构筑了5道防御阵地进行固守。
蒋介石特地从南京调来德国造卜福斯山炮12门。卜福斯山炮侵彻力强，最远射程为9公里。蒋介石、陈诚企图依靠卜福斯山炮的强大侵彻力，对红军工事进行破坏性轰击，为其步兵开路。
除卜福斯山炮营外，蒋还增加了税警总团追击炮营、炮兵训练处山炮第一营、第二十三师重迫击炮连，大大增加了炮兵的攻击力量。
7个师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起进攻。在蜡烛形阵地，攻击者是蒋军邢震南第四师之两个团。防守者是红四师第十团第三营。邢震南及两个团长后来不知后终，红四师十团三营长是五十多年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震。
在保护山阵地，攻击者是陈诚最为精锐之主力黄维第十一师，防守者是四师十二团，该团中有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以天不怕地不怕著称的战将钟伟。
但那场战斗却是陈诚的天下。
在敌人炮火猛烈轰击之下，红军阵地工事全部被炸塌，机枪被炸坏。血战至下午，蜡烛形阵地的三营损失严重，张震带着全营仍然能够战斗的人坚守在一条交通壕内，准备用刺刀同敌人作最后一拼。保护山阵地尽管放上了全军闻名的红五连，但在敌人强大的兵力、火力压迫下，阵地还是失守了，红五连大部壮烈牺牲。
红军十日内伤亡23oo余人，内含干部6oo人，不得不放弃驿前以北的全部阵地。
尽管9月1日至3日，朱德指挥林彪的红一军团、罗炳辉的红九军团取得温坊大捷，歼敌一个多旅，取得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次难得胜利，但被动局面已无法改变。到9月下旬，中央苏区仅存在于瑞金、会昌、于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狭小的区域之内。
王明以为只要解决了防毒面具，反“围剿”就能胜利。他在莫斯科起劲地吹嘘：“截至联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时，苏维埃中国的总面积已达134818o平方公里。仅固定的苏区面积就有681255平方公里，比法国的面积大19。1%，比德国大31。3%，比日本大54。15%。比英国大64。5%。现在，红军的正规部队已有35万多人，非正规武装支队有6o万人，这还不包括有数百万人参加的各种半军事性群众组织”。
历史的结论是：自称“1oo%布尔什维克”的王明推行的左倾路线，使苏区红军损失9o%，根据地损失1oo%。
战略转移已成定局。
其实在收到共产国际的正式回电以前，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已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三人团，总揽一切指挥大权，负责筹划秘密且重大的转移工作。政治、军事由博古、李德分别做主，周恩来负责具体计划的组织实行。贮备粮弹、扩大红军的工作，已经有步骤地开始。5月12日，中共中央出《给各级党部党团和动员机关的信》，提出“为三个月过五万的红军而斗争”的任务。根据地的青壮年几乎都动员参加了红军，很多村庄只剩下妇幼老弱。
5月初，李德受托起草5至7月季度作战计划。计划的核心已经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深入敌后。7月底，李德再次受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之托制定8至1o月作战计划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全面开始。
为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共组织了三支部队突围远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