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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的天下最难均分，哪怕是叔侄。
叔侄俩各自拥兵十余万，虽然都不想打，却又都不想让。谈了几个月，还是只有一战。
刘湘知道要战胜其叔、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非得有蒋的支持。他搞了一个《安川计划》，把反刘文辉与“剿共”硬扯在一起：“江西剿共军事虽暂有不利，但只要能确保四川不遭侵袭，使工农红军囿处江西一隅，就不到蔓延成为全国之患，且终有被剿灭的一天。要达到这一要求，就得先求四川军民财政的统一。这一要求之所以不能实现，完全由于刘文辉从中作梗。”
二刘在四川争霸，转瞬间被刘湘变成了大义灭亲，而且是从反共的大局着眼。
他摸准了蒋介石的痛处。刘文辉对蒋介石一向态度暖昧。1929年蒋桂战争中，刘文辉有过与唐生智联名通电讨蒋的记录。193o年又支持冯玉祥、阎锡山反蒋。
所以蒋介石无保留地支持了刘湘。
这场叔侄大战，是四川军阀的最后一场混战。刘文辉大败。
从此四川军阀中，刘湘屈一指。
但又是黄雀在后。
统一了四川的刘湘后面，站着统一了中国的蒋介石。
刘湘以帮助剿共为名，使蒋介石支持自己挤垮刘文辉统一了四川，现在蒋介石真要以剿共为名来削弱刘湘了——他必须帮助蒋介石去“围剿”红军。
起初刘湘不当回事。他正与刘文辉打得不可开交之时，张国焘、徐向前率红四方面军从陕南进入川北。
直到这支红军击败田颂尧、杨森、刘存厚三个军的“围剿”，展到5个军8万余人，建立了23个县革命政权后，刘湘才开始觉得情况不妙。
他召集亲信幕僚商议，说了一大堆前后矛盾的话：“‘剿匪’乃目前当务之急，但与过去一般战争‘能战则战，不能战则不战，不因一时胜负而决定个人一生命运’的情况大有不同。因为‘剿匪’之战一旦动，就是生死存亡所系，有我就无‘匪’，有‘匪’就无我，是决不能随便的事情。因此，只有拒‘匪’于川外，才是上策。”
他的话因果混乱，局外人很难得其要领。
听其话的却都是局内人，知道要点只在“拒‘匪’于川外”一句。他的中心意思是“驱”而不是“灭”。其余皆为搪塞蒋而说。
但对红四方面军久战不胜，六路围攻失败后，刘湘想金蝉脱壳，便通电辞职。蒋立即来电：“兄为乡为国，均应允负责到底，虽至一枪一弹，亦必完成任务。”
非要刘湘干到最后一枪一弹为止。
损失越大，督之越严。刘湘终于再清楚不过地看清了身后那只黄雀。
红军突围西征后，刘湘接到蒋介石邀其到南京面商机宜的电报。此前他与蒋介石从未谋面。刘湘并不急迫，到南京见蒋之前，先停在汉口，与邓汉祥密商。
蒋介石为了随时知道地方实力派动向，曾给白崇禧、刘湘一人一部电台。后来白崇禧、刘湘为了把握蒋的动向，都在上海派有固定提供消息的眼线。白崇禧放在上海的是王建平，刘湘放在上海的，就是邓汉祥。
邓汉祥在汉口告诉刘湘，蒋介石主要想利用川军阻止红军西进，以期达到他所希望的两败俱伤的目的。然后借口防堵红军，派重兵入川，实际掌握川局。
邓汉祥告诉刘湘的话，与湘江防堵前王建平告诉白崇禧的如出一辙。
白崇禧就是听了王建平一席话，下决心敞开了湘江大门。
邓汉祥一席话，也使刘湘不再三心二意。
他对邓汉祥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红军西来的目的，究竟是拿下四川还是过路，现在尚难判断。假如他们的目的在拿四川，当然我们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关系，又是以逸待劳，也未尝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们的。如果红军只是假道，那就不成问题。但蒋介石如果借这个机会派军队入川，则我们同红军作战的结果，幸而胜，也是替蒋造机会，若失败，那就更不必说了。所以无论如何，要阻止蒋介石派兵入川。”
刘湘也是防蒋胜于防共。
蒋也同样，借机剿灭西南军阀胜于剿灭红军。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早已预见到这种中国的特殊现象。
1934年1o月2o日，刘湘抵达南京。初次见蒋，他一副笨拙迟钝的样子，连话都说不清楚。次日再渴蒋，依然如故。蒋见状不愿直接与他再谈，叫杨永泰、张群、吴鼎昌去具体交涉。这正合不愿在蒋面前讨价还价的刘湘心意。连蒋介石的高参杨永泰这样精明的人都被蒙骗过去，以为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刘湘，不过是一个窝囊废刘表而已。
但杨永泰眼中的这个刘表，很快就表现出决不会大意失荆州。不管怎么磋商他也坚决不让步，最后只好取消了蒋介石提出的中央军九个师入川的提议。
刘、蒋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仍由刘湘担任四川“剿匪”总司令负全责，中央尽量补助饷款弹药；第二，改组四川省政府，以刘湘为主席；第三，组成南昌行营驻川参谋团，任命贺国光、杨吉辉为该团正副主任。
从先被称为“刘瞎子”、后被看做刘表的刘湘手里，蒋介石挖空心思也只派进去一个参谋团。
刘湘回川后，将政府迁住重庆。他的方针是北守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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