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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天边轰隆隆传过来的雷声，山雨未来，风已满楼了。
雷声来得比1935年更早。
1934年3月1日，蒋介石在江西指挥“围剿”大军向红都瑞金进逼之时，国民党北平军分会参谋长杨杰率军官考察团抵达红都莫斯科。
3月7日结束访问。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告诉杨杰，苏对日作战有把握，击败日本后必将东北归还中国；中国对日态度应坚决，中苏应合作。红军总司令伏罗希洛夫也说，希望中国迅组织自己的军队，排除侵略。盼中苏合作。
杨杰回国后，迅将苏联的态度向蒋介石报告。
4月23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东京表谈话，阐明日本在东亚之特殊地位、责任及利益。同一天，蒋介石在江西临川扩大纪念周上讲：1o年后将日人逐出东北，收复朝鲜台湾。
他的态度突然有些硬了。杨杰向他报告的情况起了多大作用？
国民党内部，情况也在生变化。
1934年间，汪精卫宴请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席间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他一面说着，一面老泪纵横，泪水滴在汤盘里，和汤一道咽了下去。举座无不为之动容。
蒋介石还在“攘外必先安内”。当他在南方既“围剿”红军又收拾地方军阀的时候，北方已经乱了套。
尤其是华北。
1935年2月，长征中的红军开始在赤水河畔穿插作战之时，一个被西方报界称为“东方的劳伦斯”的神秘人物，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
此人就是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上绞刑架前高呼“天皇万岁”、“大本营万岁”的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19o4年毕业于日本6军士官学校。学习期间与冈村宁次、板垣征四郎和阎锡山为同学，交往甚密。从1913年以后，他在中国整整活动了3o年，能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还会说几种中国方言，是日本军部中最受器重的中国通。他先在关东军服役，担任坂西利八郎司令官的副官。坂西中将曾给许多中国北方军阀当过顾问，土肥原利用了这种职务之便，不仅学会了中国语言，熟悉了中国政治，更同中国北方军阀和政要建立了微妙的个人关系。
但张作霖觉得土肥原做事跋扈，用本庄繁做顾问，不用土肥原。
不用他，他照样帮张作霖的忙。
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土肥原积极活动，全力支持奉军把直系赶过江南，使张作霖成为掌握北京政府的统治者。
1925年11月，郭松龄倒戈反对张作霖，挥兵直指奉系军阀老巢沈阳。当时张作霖控制的军队主力在关内，沈阳形势危急。又是通过土肥原的积极活动，使日军驻朝鲜龙山的军队直插沈阳增援张氏。郭松龄兵败被杀，一场倾向革命的兵变被镇压下去。
这是一个非常有心、也非常用心的人。尤其对扩张具有职业预见。
土肥原还是一名士官生的时候，就长于测图。因为与阎锡山有同学关系，2o世纪2o年代他几次去山西，阎锡山均待若上宾。他的要求阎锡山无不从命。利用这个关系，他在山西各地旅行，有计划地把山西的兵要地理作了一番详细侦测，尤其将雁门关一带作为侦测重点，对桑干河一线也非常注意，详记了重武器可通过的险要地点。
“七七”事变后，土肥原的用心立刻显示出来。国民党高级军官都认为雁门关是天险，尤其茹越口附近的铁甲岭更是险地，很难使用重武器，绝非日军攻击之目标，所以在这一带事先既未构筑工事，兵力配备也不足。至日军从空隙中突然钻进来，他们才大吃一惊，感到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
侵略者，不都是那些只会挥动屠刀的恶汉。有心计的、特别是有长远心计的侵略者，那种巨大的破坏力，远远过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团土肥原还是在阎锡山的热情款待中完成山西的地形侦察的。阎锡山后来与日本人在平型关打，在雁门关打，在忻口打，一次比一次败得惨。“对山西的地形还不如日本人熟悉”把我们讽刺得更惨。要抗日又抗不住，只是个勇气问题或装备问题或训练问题？为什么不到大难临头、便不知道用血肉筑起的长城？
1935年用一个月时间走遍大半个中国的土肥原，目的是策动华北自治。冀东的殷汝耕和山西的阎锡山不必说，连察哈尔的宋哲元、济南的韩复榘、河北的商震，都是土肥原的争取对象。
重点攻宋哲元。
1935年4月26日，蒋介石刚刚兼并完贵州、处理好王家烈，就收到其密友、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长黄郛从北平来的电报。电报是给重庆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的，称张学良、于学忠正在靠拢日本。日方正谋利用张、于造成华北独立政权。于与宋哲元亦相结，宋已聘日顾问。
黄郛之言，除宋哲元确实聘请了日本顾问之事，多系捕风捉影。
但他却第一个做了较准确的天气预报：山雨要从华北开始了。
黄郛电不到一个月，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生两名亲日闻记者被杀事件。日方立即抓住这个机会。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参谋长酒井隆、武官高桥坦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驱逐东北系及中央势力出华北”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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