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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说：“我喉咙有点疼。”

  电话里他声音柔了几分：“拿温度计量一□温，你每次喉咙痛就要烧。”

  我随口敷衍：“知道了。”

  他不放心叮嘱：“我现在还在澳门，要是不舒服你先去看医生。”

  早上起来我就开始觉得身体有些不对，喉咙肿痛喝水都困难，裹着被子在床上躺了一天，到晚上时却没有觉得好转。

  半夜我开始浑身抖，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体温迅高热。

  这已经不是普通的感冒烧，我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但这一段的时间我体内遗留的疟疾治疗效果乐观，医生也说已经接近痊愈。

  我在床上头昏脑胀地躺着，手机忽然响起来。

  我头痛难受，挣扎着按掉，铃声又响起来。

  我终于接通。

  劳家卓开口就问：“映映，怎么了吗？”

  我哑着嗓子口气很冲：“大晚上的你有病啊！”

  他丝毫不理我的坏脾气，只耐心着问：“怎么了？”

  我胡言着：“不用你管。”

  我将手机往床底下一丢。

  我神志已经有些不清楚，不知睡了多久，我模糊听见有客厅些声响，然后有人走进来，替我穿上外套。

  然后是干净的毛巾擦拭我的额头，熟悉的沉郁声音带着一丝暖意：“映映，还好吗？”

  半夜急诊室灯光白得刺眼。

  医生和护士纷纭的脚步声，有听诊器放入我的胸口，有人按着我的手臂扎针，他一直抱着我，有些微凉的体温，进出医生办公室，走过医院走廊，进入电梯，走进房间，然后将我放在柔软的床上。

  躺在床上输了半瓶液体，我略微清醒了一些。

  睁开眼就看到劳家卓守在病床边，他见我醒来，握着我的手，露出一个浅浅笑容：“感觉好点没有？”

  作之后迅好转，我精神已经恢复大半。

  “怎么在这里？”我看了一眼，整洁幽雅宽敞的贵宾病房，外面还有一个客厅。

  劳家卓站起来摸了摸我的额头：“医生说要留院观察一夜。”

  我摇摇头：“没什么事，回家好了。”

  他蹙着眉头责备：“烧这么严重，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想起来问：“你不是在澳门？这么晚怎会还有航班？”

  劳家卓愣了一下，似乎没想到我会问这个，还是平和地答：“我搭自己的飞机。”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接什么话，难道要称赞他已富可敌国。

  劳家卓只顾握着我的手：“饿不饿？我出去给你买点粥。”

  我说：“不用，你回去吧。”

  他面有豫色，却不知怎么拒绝我。

  我接着说：“你在这看着我怎么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