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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子比较长，这里仅选了其中的一些段落，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歌子在叙述方面是力图向客观描写靠拢的，几乎没什么心理分析，后面的几个“哎哟哟”，“疼坏个人儿了”，也是歌中的人物的语言。这样的描写，特点是鲜明的：其一，形象感强。每一段几乎都是由若干个生动明晰的画面组成，在读着、听着它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将这一个个画面自然地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情节。即便是段与段之间的空白，也通过对形象的联想而自然地弥填了起来。因而，读着这歌，我们犹如在看一场电影，两个人物形象清晰地显现眼前。通过对她们的一些细节描写，如打扮（此段在例举中被删掉）、摔倒、过街（已被删掉）、挑刺等，很见人物的性格。其二，概括精练。一几十行词的歌子，就将她们打酸枣的前后过程清清楚楚地交待出来了，其中一些细微的地方亦不例外。这当然不是简单地叙述一个故事梗概了，如果是那样，就没多大艺术价值了，更不会生动。这是描写，描写就必然有细节，有形象，有意境，有情调。歌子虽然没有着意写环境，但还是让我们感到了阳光的明媚和天空的晴朗，看到了山的丛绿和水的清涟，看到了点缀其中的活泼的少女。这些，组成了一个优美的世界，使歌子产生了一种清明透亮、轻松明快的情调，它象一由小提琴演奏着的优美流畅的旋律一直响在我们耳边。其三，作品没有对它的主题和作者的意图作任何明点或暗示，但它还是让我们感受到了作者对陕北生活，对大自然的爱和对美的追求。

  白描，是通过客观表现主观、通过外表揭示内在的手法。它是口头文学的基本手法，更是民歌的基本手法。当然，陕北民歌的白描往往是与其他手法揉合在一起使用的，很难说是一种纯粹的白描。话说回来，哪里又有纯白描的作品呢？

  与其他文学种类不同，民歌一方面强调描写的具体和感情的细腻微妙，又强调概括和精练；既不能粗枝大叶，囫囵吞枣，又不能拖泥带水，啰嗦个没完。它既要求“粗”，又要求“细”，要求用最少的话表现出最多的内容。白描手法，正能胜任这一任务。

  如《盲人算命》的开头：

  大阳出来压山红，

  杨先生慢慢走出门。

  脊背上又背捎马马1，

  1捎马马，一种口袋，长约一米左右，中间开口，两边可放东西，一般搭在肩上，随身携带，俗称“捎马马”、“褡裢”、“顺顺”。

  2停，陕北将人呆在哪里，说“停”。

  瞎子的拐棍手中拿。

  出得门来停一停，

  手拿上乌箫品一品。

  刘四姐，上房里停2，

  忽然听见了乌箫声。

  双扇扇门来单扇扇开，

  杨先生站在门外边。

  ……

  这歌的叙述描写很有意思：你说它细腻吧？可故事生的具体环境、人物和外部形象、心理状态等全没有一描写。杨先生的箫到底吹得如何？刘四姐在上房里究竟是在描龙绣凤，还是在吟诗作文？全没有一交待；可你说它粗吧，却实在让我们看到了那阳光普照的山川河流，看见了杨先生的住房，看见了这个人物走路的神态，听到了那拐棍探路时的“咚咚”声，甚至摸到了他那善良忠厚、老成持重却又与世无争的性格，看到了刘四姐独坐上房，望着美好春景忧郁寡欢的神情，看到了她听到那并不高明却也熟练成调的乌箫声时的神情，和开门看到算卦先生时惊喜的面孔。通过这概括精练的描写，环境的变化，人物的神态，甚至他（她）们的一招一势、一个眼神，都使我们看得清清楚楚了。这就是白描手法在描述方面显示出的特殊功能。它貌似平淡无奇，毫不强加于人，把作者以及作品人物的情绪、心理等内在的东西全部隐埋了起来，通过描述静静地、不露声色地诉诸于读者听者。这样的描写往往可以以少胜多，以简代繁，以点带面，以事物外部的动态特征来引、调动人们的想象和联想活动，获得审美享受。这样的描写，对于增强作品的形象感，效能是明显的。

  因为陕北民歌的叙事性作品占有很大份量，所以白描手法在陕北民歌所惯用的诸手法中就占有最突出的地位。即便是一些抒情性很强的作品，也往往采用了这种表现手法，并且效果很好。如信天游：

  十八九的女娃穿红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