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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将军第一次被特务逮捕时，在押送去北平的路上，讲到关外的抗日战场，感动了押送的军官，被偷偷放走了。后来在天津法租界，被设计逮捕，带回了北平6军监狱。”

  何未在火车包厢内，缓缓拉上车窗的布帘，对从南京上车，前来接迎的军官说：“吉将军辞世前，留了一诗。”

  “卑职听过。”军官肃声道。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一代抗日名将的诗词，字字带血，谁不曾闻。

  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

  每一日，从北方南下的实业家不计其数。

  《京报》主编汤女士舍弃全副身家，撤离北平，《京报》正式停刊；

  天津久大精盐公司，那个生产出国产第一袋精盐，浪漫得在盐袋上印出海王星的企业家，因日本人入侵平津，关闭盐厂，带着设备南下；

  ……

  何未也如先前所言，一旦北平沦陷，举家迁移，绝不留一艘轮船为日本人所用。

  “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斯年在金属车轮碾压铁轨的震动声里，轻声念着课本上的诗词。

  “这句诗，说的正是‘衣冠南渡’，”何未道，“历史上有数次北方士大夫，还有学子们的南迁，都是因为外族入侵，或是战乱。”

  斯年细品“衣冠南渡”四字。

  车厢门突然被扣响，陪坐的军官走过去，把车门推开一条缝隙，和门外人低语数句，回身，低声道：“京汉火车站到了。”

  “是武汉到了吗？”斯年小声问。

  “对，是武汉。”她答。

  武汉，她从未来过。

  全民抗战爆，国共再次合作，南京政府从1o月底开始往武汉迁移，四大银行和各国驻华大使也先后迁至武汉。江城成为战时政治、经济的中枢。

  同一时间，致力于抗日救亡的各界人士，全都汇聚在了这个九省通衢。

  这趟南下的列车上，不止有军官、企业家，还有文艺界的名人、报业先驱和背井离乡的流亡学生。隔着一道门，已闻隔壁车厢的喧嚣。尤以年轻人们亢奋收整行囊、争相下车的言语对话最清晰。

  斯年仿佛被感染，迫不及待地把课本塞进书包。

  虽何未没讲，但小女孩冥冥中感觉到，在武汉能见到阔别已久的父亲，还有从出生就被藏在香港长大的弟弟……

  “弟弟会叫姐姐了吗？”她小声问，背上书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