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六章 治道合一（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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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不仅仅是文化解释权，而是“真理”解释权！
在明清封建社会，道统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传统君权受到道统制约的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皇权意识展到了极致，皇帝以“天下师”的角色管制平民百姓，任何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或不合乎帝王治统的思想言论都遭受了严厉打击。
如此一来，读书人也就自觉舍弃了自身本应有的话语批判权。政治理想没了，精神自由也没了，于是士人们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个人思考，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会兴起“考据学”。
士人们希图在考据中寻求一种义理的表达，从而形成新的话语权，籍着考据的外衣能够在“公意”之外表达个人“私意”的思考。他们借着对儒家经典的考据来间接地批判现实政治，在考据中采取比较隐晦的表话语权的方式，一方面既可以摆脱文化专制的控制，另一方面仍然关涉着现实政治，扮演辅佐、观察、纠正现实政治的角色。
所以什么故国山河啊、汉人衣冠之类的都只是表象，曹鹏拿这个跟刘墉掰扯，根本说不到点上。
其实到目前为止，尽管北海军大胜清军、大败罗刹、蹂躏幕府，可乾隆也好，刘墉也好，包括很多士人都是非常看不起北海镇的，所以也没什么人前来投靠。
在他们眼里，北海镇就一群没文化的贼寇！
满清起码还“治道合一”，北海镇连“道统”都没有。不讲道统，那简直就是士人阶层的敌人，比满清还蛮夷！
要不是赵新扯着末代赵王后裔的虎皮，李朝的人连鸟都不会鸟他。
赵新看到火候差不多了，决定继续添把柴。他盯着刘墉的眉心道：“刘大人，我夫人托我向您问个好。”
“此话何意？”
“这次你是代表乾隆来跟北海镇谈判，于公而言，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所以我对您客气。要不然。。。。。。”
“赵先生有话直说好了，何必惺惺作态？莫非你还想把老夫抓去做阶下囚不成？”
赵新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尽力使自己的语气不那么冲动。“东台徐沈三家两百余口男女老少托我向你问好，您对他们的‘恩情’，我夫人十数年一日不敢忘怀！”
电光火石间，博闻强记的刘墉霎时就想起了十一年前他在江苏学政上经办的那件泼天大案。他“唰”的一下猛然起身，手指着赵新，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东台一柱楼？！你夫人不是那个沈敬丹的女儿吗？跟东台徐家有什么。。。。。。”刘墉突然反应了过来，他半是确定半是问的厉声道：“不对！她是沈成濯的后人？！”
赵新淡淡一笑，伸出大拇指道：“刘大人，真是好记性！说句题外话，世人都道你这辈子娶了一妻三妾，尽享齐人之福。可为什么到了花甲之年，却仍膝下无子吗？”
（另一时空里近代史学家马宗霍在其《书林纪事》中有言：“石庵有三姬，皆能代笔，可乱真，外人不能辨。”书法啥的不用说了，刘墉有三个妾倒是被考证出来了。）
此时刘墉还沉浸在对乾隆四十二年那场旧事的回忆中，于是便本能的回了句：“为何？”
曹鹏不等赵新说话，直接抢答：“刘大人，所谓的大恶人缺德事不用作太多，一件事缺德到家了，足以断子绝孙！”
“唔~”刘墉只觉喉头一股腥甜涌上，嘴角上已经挂出一丝血痕。
曹鹏把他心中最大的隐疾给抖落了出来。话说人过六十膝下无子，是刘墉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他自问这一生无愧于人，父子两代都是操守清廉，怎么就偏偏没儿子呢？老婆不说了，小妾娶了仨也是光打鸣不下蛋。后来实在没办法，这才过继了侄儿刘锡朋，可惜也没什么出息，连个进士都考不中。
曹鹏还嫌不过瘾，又跟着补了一句：“被说两句就吐血，这就是大学问家的涵养？哈哈哈！我要是再说两句乾隆的丑事，你是不是就得跳河啊？”
一个八旗武将怒喝：“姓曹的！尔等休得嚣张！朝廷天兵一到，尔等尽为齑粉！”
曹鹏也怒了，拍案而起道：“我呸！真特么自我感觉良好！我手下正缺苦役呢，你继续来打啊！”
“太不像话了！”一个满清官员跺脚叹息着。
赵新哈哈笑着站起身来，转头对一脸懵圈的那奇泰道：“我之前说过，这次宁古塔的俘虏你们可以带走一千多个，不要赎金。十天后人就会送过来，你们领走。其他的没什么可谈的！
回去告诉乾隆，北海军不是大秤分金银的白莲教和天地会，不出十年，我们的红旗一定会插遍万里山河！”
说罢，他又转头对闭目不语被人搀扶着的刘墉道：“刘大人，下次见面，我就没这么客气了，请好自为之！”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凭借的道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担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试图将异族皇权纳入道统，这便加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庭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高，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性质也就悄然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表自身见解并训示汉人臣子的一种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色逐渐丧失。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种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同时再佐以文字狱的政治高压，最终垄断了对“道统”的阐释权。
这可不仅仅是文化解释权，而是“真理”解释权！
在明清封建社会，道统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传统君权受到道统制约的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皇权意识展到了极致，皇帝以“天下师”的角色管制平民百姓，任何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或不合乎帝王治统的思想言论都遭受了严厉打击。
如此一来，读书人也就自觉舍弃了自身本应有的话语批判权。政治理想没了，精神自由也没了，于是士人们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个人思考，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会兴起“考据学”。
士人们希图在考据中寻求一种义理的表达，从而形成新的话语权，籍着考据的外衣能够在“公意”之外表达个人“私意”的思考。他们借着对儒家经典的考据来间接地批判现实政治，在考据中采取比较隐晦的表话语权的方式，一方面既可以摆脱文化专制的控制，另一方面仍然关涉着现实政治，扮演辅佐、观察、纠正现实政治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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