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片阿尔萨斯（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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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的性格。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像翠的顽皮（《翠》），谢的调皮（《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1]-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三、《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文言文的简练典雅，又不失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冯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少妇调笑：“一日，有少妇笑入，目：‘翩翩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婢子。’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2]-

作品评价编辑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8]

冯镇峦〈读聊斋杂〉：“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9]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1o]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才梦》中：“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11]

郭沫若评价：“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出版信息编辑

半部手稿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手稿影印本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得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得搜集和写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67岁）和稿本修改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暮年着《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除《考城隍》篇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该书卷数颇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16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中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蒲松龄手稿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涪陵冯镇峦：“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见《读聊斋杂》）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莱阳人赵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时遽遭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致使其所带去的半部手稿失亡。民国廿三年（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如下消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46卷。这是否就是那亡佚的半部手稿呢？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尚存的半部手稿传至民国蒲氏后裔蒲文珊，除《聊斋行乐图》（长六丈）被其叔父蒲英芳变卖外，原稿在

蒲松龄手稿

1948年东北西丰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县长刘伯涛同志下乡检查土改工作时，蒲文珊乃将此手稿交给他转赠中央文化部，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后又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

全书共分八册，共四百页，除三篇序文外，尚收文237篇（重《猪婆龙》篇，《木雕美人》篇有文无题），除《牛同人》残篇外，其余各篇均散见于各种刊本、手抄本及补遗本中。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书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曾为伪满袁金铠，用珂椤版选印了其中24篇，书名《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有史锡华的校勘记一卷。建国后，为了继承和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半部原稿影印出版。[12]

康熙抄本（残）

（山东博物馆藏）

这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分册情况、篇目次序，与手稿本全同。

文中避康熙讳，不避雍正、乾隆讳，纸张变黑脆，显系康熙间抄本。很可能是蒲氏生前朱缃家据手稿本过录的。

此本今存四整册，另两残册，共25o篇。与现存半部手稿本重复者两册，即第一册、第三册（篇为《酒虫》）。

铸雪斋抄本

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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