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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立身处世，自有一套人生态度。邵雍之所以不求名利，与世无争，能够安时顺处，

  自寻乐，是因他从历史和现实中，看到了许多阴暗面，因而奉行了一套以保全自

  己为要的处世哲学。关于这一层，可从《击攘集》的诗篇中看得明白。如《安乐窝

  中吟》组诗中的第一云：&1dquo;安乐窝中职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第四有云：

  &1dquo;安乐窝中万户侯，良辰美景忍虚留。”他的职分就是在安乐窝中写作《皇极经世》

  和看花、饮酒、赋诗。于外一切，皆无兴。

  自号&1dquo;安乐先生”的邵雍，与魏晋时期的&1dquo;竹林七贤”大不相同，他不恣意行

  乐和狂放不羁，而是适可而止，很有节制。在饮食方面，只是每日哺时（申时）饮

  酒三四瓯，微薰即止。他说：&1dquo;酌有浅深存燮理，饮无多少系经纶，莫道山翁拙于

  用，也能康济自家身。”又有诗云：&1dquo;美酒饮教微醉后，好花看到半开时”（《安

  乐窝中吟》第十一）。&1dquo;饮酒莫教成酩酊，赏花慎勿至离技”（同上）。朱熹对

  此有看法说：&1dquo;康节凡事只到半中央便止，如&1squo;看花切勿看离技’是也”。有学生

  问朱熹：&1dquo;如此则与张子房之学相近。”朱熹说：&1dquo;因是，康节固有三诗称赞子房。”

  这说明邵雍只是求乐，而不是享乐主义者，只是对人生采取达观态度，故而能够自

  待其乐。他还有诗写道：&1dquo;美誉既多须有患，清欢虽剩日无忧”，这也说明他为什

  么不重名位，能够清虚自守。邵雍的处世态度的确受张良之影响，难怪朱熹说他

  &1dquo;有个自私自利之意”（《朱子语类》卷1oo）。邵雍曾在《张子房吟》中称赞张良

  是一个&1dquo;善始又善终”的人，这就是一证。由于他既不参加政治活动，但又善于同

  一些上层人物融洽相处，当时的著名大臣有诗说：&1dquo;先生不是闭关人，高逍遥混

  世尘。”（《邵子全书》卷2o）。这无疑是道家&1dquo;和其光，同其尘”的处世态度。

  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虽然同旧党大官僚有很好的交情，并且也不赞成王安

  石的法，但不应该把邵雍同旧党官僚相提并论。邵雍为人宽厚，遇事不走极端。

  如他重病时，敌视法的程颐去看望他，问道：&1dquo;从此永诀，列有见告乎？”邵雍

  &1dquo;举两手”示意说：&1dquo;前面路径须令宽，路窄则自无著身外，况能使人行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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